中篇小说如何解决“同时代性”问题
 

　　小说要想获得轻灵和飘逸的风格，必须要对现实生活实行某种程度的扭转或保持以“审美的批判”态度——是一种批判的和审美的姿态去拥抱现实，和始终针对现实的有距离的审视的结合。简言之，就是在拥抱现实的同时，转过身去。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从“重”向“轻”的转化。这样的文学，某种程度上也是有力度、有厚度且有温度的文学。
 
　　据初步统计20种主流文学期刊（包括《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花城》《钟山》《大家》《上海文学》《小说界》《山花》《芙蓉》《江南》《长江文艺》《中国作家》《长城》《天涯》《西湖》《青年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作家》等）所得数据显示，2017年发表中篇小说数量最多的是尹学芸，有6篇；其次为禹风，发表有4篇；发表3篇的有孙频、阿袁、王安忆、郝景芳、吴刘维；而像唐诗云、焦冲、周李立、刘建东、郑朋、胡学文、张学东、东紫、谢络绎、普玄、朱大可、黄惊涛、张悦然、文珍、薛舒、杨怡芬、蔡骏、张忌、凡一平、季栋梁、葛水平、朱朝敏、西元、杨小凡、杜光辉、曹军庆、杨方、林漱砚、唐女、徐衎、李明春、李治邦、欧阳德彬、罗望子等作家，发表的中篇小说都是2篇。
 
　　现实主义仍是主流和核心
 
　　2017年的中篇小说创作，题材上仍旧是以现实题材居多，偶有历史题材的作品（有代表性的是海飞的《惊蛰》、房伟的《猎舌师》和畀愚的《氰化钾》）出现。也就是说，现实主义传统和现实题材仍旧是中篇小说创作的主声部，这是近几年来小说创作的总体情况。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是以反映内容题材的新颖、拓展的深入，以及思考的深邃或构思的奇巧与否作为标准。简言之，这仍是以现实的表象为其问题之核心的。
 
　　相对于2016年，2017年中篇小说创作比较明显的变化主要有三点。第一，从事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多是新人或出道不久，2017年中篇小说创作成绩斐然，甚至可以说是近几年来少有的丰收之年，涌现了很多名篇力作，比如《借命而生》（石一枫）、《愿望清单》（钟求是）、《天鹅旅馆》（张悦然）、《向西，向西，向南》（王安忆）、《时于此间》（方方）、《曾经云罗伞盖》（尹学芸）、《化城》（计文君）、《抓捕路霸江自善》（光盘）、《制造好人》（陈集益）、《蛇吻》（张学东）、《猎舌师》（房伟）、《林楚雄今天死在马鞍山》（曹军庆）等等。第二，在表现现实方面，既有题材上新的开拓，又能直面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尖锐矛盾。就前者而言，最有代表性的是胡性能的《生死课》，小说中对背尸等丧葬题材的表现让人震惊；而像《化城》《高贵黄花梨》（杜光辉）和《摔跤手》（常小琥）等也都在题材表现上有让人耳目一新之处。就后者而言，贫富两个阶层间的对立、冲突和隔阂，是2017年度中篇小说不约而同的聚焦对象。这样的作品有计文君的《化城》、张悦然的《大乔小乔》《天鹅旅馆》、焦冲的《想把月亮送给你》、荆歌的《亲戚关系》等等。对于这些矛盾，小说作者们都展开自己的思考，并提出了想象性的解决之道。第三，中篇小说在表现现实时越来越显示出写实方面的深厚功力，小说写得越来越厚重、大气与成熟，但这一厚重又不是滞重或沉重，而是沉重的另一面：小说在写实的同时向虚转化，越来越彰显出卡尔维诺意义上的轻灵之美。
 
　　2017年最值得一提的中篇是《借命而生》和《愿望清单》。这里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两部作品是想指出，小说创作在面对现实生活时，是应该无限度地拥抱现实，把作家或叙述者自己放到现实生活的同一层面，还是采取有距离的审美的批判态度？这既是小说创作所常常需要面临的难题，也是中篇小说这一体裁所不得不面对和解答的问题。中篇小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比较特别。它不像短篇，可以横切面式地表现，也不像长篇能在全景式的时空背景下多方面展现。也就是说，在用故事情节去结构一部中篇时，它不能完全倚靠传奇式的笔法来解决生活中的矛盾，也无法做到缓慢舒放地展开矛盾线索。它讲究的是一种适中的原则。换言之，它可以很快地进入到矛盾情境中去，但不能过于依靠传奇笔法以推动情节发展的进程，而应基于生活和日常的现实逻辑。同样，它可以复现现实生活，但不能无限度地按照其日常的逻辑和惯性发展，而必须人为地设置出某种矛盾来，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传奇手法推动情节发展。
 
　　在这方面，石一枫和钟求是可以说提供了两种范式。《借命而生》在一种几近贴地行走的背景下，刻画了两个不甘于被现实和环境所塑造的主人公。他们的身份不同，但性格中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拗”。正是这一“拗”，使两个人同现实和时代之间构成一种错位的对应关系。他们一方面被时代所塑造和制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拗”的性格投入到对时代的改造中去，虽然这一改造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但其所显示出来的毋宁说是一种虽败犹荣，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崇高”。相比之下，钟求是的《愿望清单》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针对现实生活的批判的“审美”态度。这是钟求是的小说独有的写作姿态，他的小说主人公大都以一种批判的姿态进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因而他们与时代或现实之间总是处于一种错位关系（落后或超前）。这是一种以批判的姿态重新激活下的现实日常，而不是新写实笔下的那种日常“原生态”。也是这一批判的姿态，使他小说中的现实生活具有了独有的钟求是式的诗意。也就是说，他的小说具有了康德意义上的“优美”品格。如果说《借命而生》是以写实来反现实日常的逻辑的话，那么钟求是的《愿望清单》显示出的则是以批判的姿态朝向现实的诗意发掘和再发现。两部小说都是围绕着现实日常展开叙事，但是从两个方向发展，因而也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作家，在面对现实日常的时候，必须与之保持一种距离，审美的、反讽的或审视的——某种程度就是阿甘本意义上的“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同时代性”（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就现实表象而言，如果仅仅是一种平视的实录，这样的日常生活书写，与日常生活本身并没有两样。面对现实日常，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立场和姿态，他不只是观察者和记录者，更是发现者和塑造者。正是后一点，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内在高度。
 
　　轻与重、虚与实
 
　　就现实的表象而言，“同时代性”问题，其实也就是如何处理实与虚的叙事问题，或者说卡尔维诺所说的“轻与重”的关系问题。对于今天的小说创作而言，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有些作品写实的功底很深，比如《生死课》，应该是2017年度用功最深的作品之一。《生死课》表现出的底层民众自立自强的尊严，以及面对困境时的那种豁达，是其最让人感动的地方。但这常常只停留在题材（背尸业务等丧葬题材）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作者并不能完成从题材上的“沉重”中挣脱出来向“轻灵”转化。与之相对的例子是张悦然的《天鹅旅馆》。这一小说处理的是贫富两个阶层之间的隔阂、冷漠和敌对的沉重命题，但她采取的是一种“避重就虚”的写法。小说中两个阶层间的潜在对立是以主家缺席的方式（男主人被突然带走审查，女主人滞留香港不归，家里只剩下幼儿和保姆两人）显示出来的。此种情况下，原本层层累积起来的两个阶层间的矛盾，因主家的缺席而慢慢让位于责任和爱心，保姆并没有丢下幼儿自己离开，而是留下来担起了照顾之责。这是一种反写人性的做法，小说中保姆身上人性的复苏过程，是在现实和记忆相互交织彼此生发的，而这，也使这部小说格外具有现实及物性的表征。
 
　　若论沉重，孙频应是这方面的能手。但她的小说的沉重（感）与其说来自于现实物质上的困境，不如说来自于身处困境中的主人公的内心的深渊。她的作品，单个来看都很精彩，堪称佳作，但若联系起来读，则又感觉彼此重复，少有突破。这与她采取的以虚击实的做法有关。孙频对主人公“幽暗意识”的挖掘少有人能及，但也是这种向内挖掘限制了其小说的现实表现深度。比如说《光辉岁月》中女博士千方百计想在北京扎根，临到毕业却突然决定回家乡小城中学教书，对于这一情节设置，作者只顾及到内心逻辑上的真实，而不顾及现实中的可能性程度。再比如《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小说中对主人公母子之间几近变态的关系的刻画，也实在让人悚然。这都是为了表现人物的“幽暗意识”而不惜扭曲现实的逻辑的表征。孙频的作品，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沉重有余，而轻盈不足。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小说要想获得轻灵和飘逸的风格，必须要对现实生活实行某种程度的扭转或保持以“审美的批判”态度。也就是说，既要避免对现实做过于沉湎其中的实写，也应力避概念化、理念化的预设。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针对现实的“审美的批判”态度，不是像盛可以的《野蛮生长》等作品所显示出的那样，以一种批判的理念上的预设去构筑情节。相反，它是以一种批判的和审美的姿态去拥抱现实，并始终针对现实的有距离的审视的结合。简言之，就是在拥抱现实的同时，转过身去。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从“重”向“轻”的转化。这样的文学，某种程度上也是有力度、有厚度且有温度的文学，也就是说，是好的文学。
 
来源：文艺报
作者：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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