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写作的文学批评：刘汀、杨辉、唐翰存、韩松刚、黄德海、计文君

 
资料图
 
刘汀：
 
　　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或者作为偶尔去评论别人小说的人，最有趣的是在转换的地方。我不知道纯粹批评家会不会这样，我看了别人的小说，就会想如果是我去写这个故事，我会怎么处理，但是他是这么处理的，出现差异或出现相似的情况会特别激发我，不管是写批评还是写小说，身份上的转换和挑战，都有够激能发思考的东西。两场发言听下来，都没有听的一个词——“读者”，批评家是不是首先是作为读者的批评家，如果你不在这个大概念上来规范小的概念，你的存在基础就可能是值得怀疑的，我们不能够作为读者去读书，我们就不能够作为批评家去批评文本。所以某种程度上，我的第一个观点是，我们要回到读者这个起点，这种原始身份，然后再往前走，而不是一开始就是批评家，这是有问题的，你不是一个原始的读者你就不可能是一个原始的批评者。
 
　　第二，因为工作的关系，每年会参与一些评奖工作，有一次评奖评到文学批评新人奖，讨论到一位候选人的时候，有几位评委说他的文章是学术论文不是文学批评。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其实在这些评委的心中对这两个东西隐约是有区分的，也就是学术论文和文学批评是有区分的。我觉得现在我们还要把文学批评和另外一种东西区别开来，书评，现在是大行其道的一种文体，如果不把这个区别开来，文学批评的形象就会模糊，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在每一本书大部分传播的渠道上，书评可能比真正的评论要广泛，要接受度高。这也回到第一个问题，作为读者的问题，我们的批评，虽然我们经常觉得自己是写给专业读者看，但是心里还是期望有更多的人读到为好。
 
　　第三，批评的主体到底是批评者还是文本，就是那句老话，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去评论一个文本，你到底是要说你自己的话还是要说这个文本，当然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这两个一定要分开，但是一定也不是50%对50%，不可能是这样。如果没有考虑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批评就会变成各有各的出发点，每个人的欲望都完全不同，这也说明我第一点讲的回到读者的重要性。如果你是一个读者的话，事实上某种程度上这个起点是不存在到底是六经注我该是我注六经的问题，作为一个读者接受文本，或者打个比方，你不是作为美食家，而作为一个食客去吃东西。作家要处理个体经验和公共记忆公共情感公共事件，批评家同样面临这个问题，而且批评家还处在一个更复杂的位置，你的中间要隔着作者和文本，作家直面世界和自己，批评家又复杂一些，这是我自己没有想清楚但是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谈论的可能是方法论的东西，方法论上出现了一点偏差或者错误，其实我们就经常会鸡同鸭讲。
 
　　我个人对批评有三个期待，第一个是希望达到一个会心的程度，我特意设计的这一点你看到了，感觉到了，这非常美好。第二是意外，我完全没想到，但是我的无意识、我的知识积累和文化在我身上的基因，它赋予了文本这种东西，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但是批评家或者学者挖掘出来了，你对自己又重新的认识，这是更大的一种愉悦。吃鱼香肉丝的时候忽然想起他的妈妈，他妈妈喜欢做这道菜，把这个东西延伸出去，这会让作为作者是极其有幸福感事情。第三个，前面所有的都能达到，还有美学上的，也就是大家提到的修辞上的，这是一个整体上的美。这三点都具备，这道菜已经完美无缺了。这样的批评当然是理想化的，不用理论化的方法说，就用这个菜来讲我觉得这是比较形象或者好理解的一种东西。
 
　　杨辉：
 
　　读《朝霞》的时候，写作的欲念是与阅读同步进行的。等读完第一遍以后，《朝霞》厚了很多。因为我在用铅笔不由自主地写，写下了很多想法。我把我在书上面写的句子整理下来，竟有六千多字，完全也是碎片化的。我当时想如果这篇文章发表的话，我就起一个副标题——一份未经修饰的阅读笔记。但是我还是觉得是不是有一些东西被遗漏了，因为我发现在面临《朝霞》的时候，我没有能力用一个宏大的统一的东西给《朝霞》一个定位。所以我再读第二遍，读第二遍的时候不想受到第一遍的影响，又重新买了一本，最后的情况也是如此。我第二次读的时候又写满了，写满了以后，又多出七千多字。这个作品不断进入完全有不同的感受，激发的是不同的体验。而且它还激发了我非常强烈的写作的欲望。我想或许再阅读，还有想法源源不断地产生，那我可能最后会拥有一本像周毅谈《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那样的书（《沿着无愁河到凤凰》）。这当然是作为读者和批评家的幸运，因为藉由阅读和写作，自己未知的那一部分逐渐敞开。在我看来，批评的写作的美好之处，莫过于此。但或许这也是其限度所在，因为你最终会发现自己能够主宰的范围实在有限。
 
　　每一个批评家，当然有自己的实感经验，有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都怀有同样的兴趣。每一个人的心性和审美偏好是不一样的，所以是不是应该允许一些批评家适度地对一些作品保持沉默。我觉得沉默肯定是表达我们对一部作品态度的方式之一。不能要求我们对任何一部作品都要去发言。当然，也允许他有自己特别偏爱的文本。今年2月份的时候，因为一次稿约，我读到了韩晓征的一个中篇小说集《美器》。我之前确实孤陋寡闻，不知道韩晓征，但是一读之下非常震惊，找了她所有的作品，包括讲演稿访谈等等。我发现韩晓征16岁时就因为一篇散文《致圆明园》而声名远播，20岁左右的时候写了一个长篇小说《夏天的素描》，现在我觉得那个作品仍然是非常好的。最近几年写了《美器》，还有一个中篇叫《换头》，直接是用文言文写的。当我读了作品以后，我了解一下作者的大致情况。
 
　　她是作家韩少华先生的女公子。韩先生生病之后，韩晓征老师在差不多二十年间一直在照顾他。因此可能她对生命的体验比较强烈，她的作品都是写的生死爱欲。面对这样的人生问题，她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我觉得《换头》就是典型的《红楼梦》境界之再生。她写的也是由色生情、传情入色，再自色悟空。好像她面对这样的人生问题也提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法。所以在读这个作品的过程中，包括之后写文章的过程中，我倾注了自己很多想法。我想当我面临这样的问题时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希望以对话的方式切近文本。因为，如斯坦纳所言：“所有的伟大写作都源于‘最后的欲望’，源于精神对抗死亡的刺眼光芒，源于利用创造力战胜时间的希冀。”文学创作如此，文学批评亦是如此。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批评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精神的历险活动，一种自我与生活世界紧张关系创造性调适的可能，一种生活乃至生命的艺术。
 
　　唐翰存：
 
　　对于批评，我们从来都不是局外人，我们都是局内人。不管从事创作也好还是文学批评也好，年轻的年长的这么多年在这条路上走着，辛苦着也孤独着。我刚才想了想自己从事文学研究，从上研究生开始，今年已经十余年了。客观地说，起点不高，成绩不大。但是自己喜欢这个东西，就是想投入，到这个年纪觉得干其他事情已经干不了，愿意为它付出一生的努力，所以我想起阿多里斯所说的“我爱，我生活，我在词语里诞生”。
 
　　我感觉我们有时候从事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受地域的局限也是非常大的。昨天听同仁谈的一些话题，我内心真的很震惊也很好奇，前沿的一些信息、理论，很多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所以在我们那边从事文学和文学批评，像我这种情况，或许也需要一点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精神。西北长一棵草都不容易。现在我们在本地讨论文学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有一个说法，甘肃没有大树，没有大树，找不出一两个全国特别有影响力的，类似于贾平凹、陈忠实这样的人物。为什么？我感觉长棵草都不容易，长树何其难也。我做得不好，但是我非常向往有思想的，有锐气的，有眼光的，有才情的批评，能够把那种文本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结合得非常好，既有宏观的东西，又能进入语言或者艺术的核心。
 
　　韩松刚：
 
　　今天的议题是“写作艺术与文学批评”，我记得《扬子江评论》几年前组织过一次当代文学评论期刊的会议，那次会上就有好多批评家提出了批评文体的问题，因为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写作，也存在形式问题。这其实就是一种文体焦虑，是这个时代诸多焦虑的一种。那么为什么大家会对批评的文体产生了焦虑呢？我想这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当然，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行的学术评价体制下文学批评所呈现出的那种毫无生气、千篇一律、缺乏创见的学术生态。
 
　　这种焦虑之下，对文学批评的指责就很多，但是对于这种学术生态我们是不是就一定要一味地否决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我们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那么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我觉得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不过，我也承认，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存在很多问题，这种问题和体制有关，但其实更和写作主体有关。在这样一种或许看上去机械化生产般的文学批评写作中，如果我们有着强烈的主体性意愿，有着既定的审美诉求，我们或许也可以获取文学批评创作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既可以从上述学术体批评中产生，或许也可以从学术评价体制之外生出。因此，我觉得文体焦虑作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问题，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获得一种尽可能完美的平衡，重要的是我们的文学批评主体那么在思想性和美学性上得以不断丰富，并把这种思想和美学的丰富性通过一种与当代文学相适应的文体表达出来。
 
　　黄德海：
 
　　我来说一下我对才华这个问题的看法。如果才华是用来欺负人的，这个才华没有也罢。另外，有一个误区需要澄清，即才华是创造出东西来了。你在你的写作中表现乎了才华，我才知道你有才华，否则怎么知道？另外有一些人，会说我很笨，我没有才华。我觉得这也是借口，这样说的时候，就是还不够笨。不如索性再笨一点试试看，或许一直笨下去，才华就出来了。这里的问题是，我们永远不够死心，既为自己的笨找借口，又在某些时候想表演才华，这两种情况下，才华都离得远远的。
 
　　另外我来说一下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关系。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之间，一直有一个偏见，因为文学批评跟文学创作有一个时间的先后关系，这就造成了一个很直观却未经反思的现象，即批评一直是跟在作品后面。这可能是个非常大的误区。在我看来，好的批评和好的创作有两种关系。一种是共生的关系，另外一种是领先的关系。共生的关系，是指我们共同感受着世界、这世界的一起，然后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不能用你的方式，你也不能用我的方式，我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另外，文学批评有时可以领先于作品，先行抵达你要抵达的地方。单凭时间的先后就决定抵达的先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的误解，这个误解让我们一直困在时间的直线之中。好的文学批评当然要领先，只是后置的追认或确证，那这样的写作就是依附性的，没有完全独立的存在意义。
 
　　还有一个书评的问题，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写了一些烂书评，使这个词污名化了。比如我读过两页纸的施特劳斯写施米特的书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文献。现在的书评因为写得烂，所以大家不满，其实题材本身并无罪过。这个意思同样可以用来说文学批评。现在对于文学批评的不满，是因为大部分文学批评不让人满意。什么是好的批评呢，不知道，只要写出好的来，大家才能看到。以往的写作只证明以往的好，新的好只有写出来才能为人所知。光有理想没用，别人怎么判断你这个理想是不是假的，如果没有好的东西被人看见，是不是有人可以宣称自己发现了宇宙真理？在没写出来之前，我无法知道一个东西是不是写得好。
 
　　对我来说，我现在的文学批评写作有很大的焦虑感，因为我每篇文章好像都是重新开始。我不知道我会读到的下一本书是什么，也不知道下一篇文章会写什么，有时候是一个虚空的感觉，一步迈出去，不知道下面是陷阱还是河流，甚至是一座山，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下一步往哪儿走，因此我感到深深的焦虑。
 
　　还有个事情可能值得说一句。我不知道吴老师记得不记得，那时我刚在《上海文化》开始写文章，有一次吴老师对我说，你怎么写的文章这么犹豫。我思考了半天，告诉吴老师，我说吴老师你对我的不满，不是我的犹豫，是我没有把我的犹豫表达清楚。文学本身就是犹豫的，但是我没有表达清楚，这是我的问题。或许文学评论的写作，也就是一个把自身的感受不断澄清，不断表达清晰的过程。
 
　　计文君：
 
　　我们今天说李杜文章，光芒万丈，但杜甫在唐代人选的集中，像《河洛英灵集》中，杜甫也是叨陪末座的。那时候文学标准是王维，白居易。但批评的标准会改变，经典化不是批评唯一的功用。我们有时候常常把两个功用混在一起谈，仿佛批评的最终价值就是为了厘选经典、书写文学史。其实批评另一个功用在我看来更为重要，就是作为现时性文学生态不可或缺的构成者。在这个意义上，创作与批评是“互为主体性”的，相生相长、相辅相成，甚或相爱相杀，一切都有意义和价值。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最后成就各自的精进之路。
 
　　来源：思南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作者：刘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