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长篇小说：变化与对策
 



　　“当代社会充满着变化和不确定性，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刺激，敏锐的作家会在现实的不断变化中去寻找文学的新机。2017年的长篇小说证实了作家们的努力以及努力后收获的成果。”
 
　　2017年的长篇小说新作源源不断地涌向书店最显眼的柜台，也摞在我的书桌上。从整体上说，阅读这些小说的感受是愉悦的，我对作家们的努力并不失望。长篇小说仍然是当代文学的辎重部队，作家在艺术上的创新和在思想上的发现往往更愿意通过长篇小说表达出来。当代社会充满着变化和不确定性，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刺激，敏锐的作家会在现实的不断变化中去寻找文学的新机。2017年的长篇小说证实了作家们的努力以及努力后收获的成果，我们不妨从变化与对策的角度来评述这一年的长篇小说。
 
　　题材变化：打破旧格局
 
　　题材虽然属于“写什么”的范畴，但当“写什么”被纳入到一定的题材领域时，就有可能逐渐形成“怎么写”的潜在要求。2017年，如何打破旧格局在乡村小说和城市小说中更具有迫切性。对于作家个人而言，在题材上打破旧格局则突出体现在对自我的写作定势的突破。
题材虽然属于“写什么”的范畴，但当代长篇小说具有较浓厚的题材意识，因此当“写什么”被纳入到一定的题材领域时，就有可能逐渐形成“怎么写”的潜在要求。当作家选择了“写什么”后，就要注意如何避免陷入“怎么写”的窠臼。刘庆的《唇典》在这一点上做得很精彩。这部小说以东北萨满文化为纬，以家族命运为经，书写了东北大地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因此有人将其称为地域文化小说，也有人从家族小说的角度去读解。但无论是地域文化小说还是家族小说都无法准确传达出《唇典》的精髓。因为刘庆的灵感来自口头文学，从而赋予“唇典”这个江湖词语以新的意义，表示要向一切口口相传的民族史和民间史表示崇高的敬意。这部小说充分利用了口头文学的资源，这些口头文学包括东北大地上流传的创世神话、民族史诗、历史轶闻、民间传说等等,并在口头文学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勾画出东北百年的文化史和心灵史。刘庆抓住了萨满文化的灵魂，这个灵魂可以概括为两个核心词，一个是敬畏，一个是珍惜。敬畏神灵，珍惜生命。刘庆怀着强烈的现实忧患呼唤逐渐消失的萨满文化之魂。曹志辉的《女歌》以湖南江永的女书为纬，以一家三代女书传人的命运为经，去叩问女性精神的内蕴，与《唇典》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既写出了女性意识逐渐觉悟的中国女性心灵史，也直面了女性真正全面解放之艰难。
 
　　题材意识表现得最突出的是乡村小说和城市小说，如何打破乡村小说和城市小说的旧格局也更具有迫切性。乡村小说一直是长篇小说的重镇，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提速，日益兴盛的城市小说大有取而代之的阵势。事实上，二者并非营垒分明，而是具有相互融合之势。由此雷达等批评家提出了“城乡小说”的概念。中国的现实已经把乡村和城市紧紧地铆合在一起，为“城乡小说”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在那些比较典型的城市小说或乡村小说中，作家们打破旧格局的倾向非常明显。如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完全讲述的是城市里的人物和故事，被认为写出了城市“众生相”。但我注意到，徐则臣并非写城市的权势者，而是写那些为生存奔波的人，写这些人的弱小和卑微。这种体现在单个人身上的弱小和卑微汇合到一起又构成了城市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这其实是徐则臣对乡村精神的一种理解。所以他说，城市除了浮华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那才是这个城市的基座。一个乡土的基座”。曹多勇的《淮水谣》看上去是很传统的乡村小说写法，但他将离乡与恋乡交织起来写，写出乡愁的一体两面，其意蕴完全溢出乡村题材的边界。梁鸿的《梁光正的光》则将学者思维和非虚构思维带进乡村叙述，初次写长篇小说，尽管有些鲁莽，但她塑造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农民形象，这个形象既是从她家乡梁庄生长出来的，也是从她内心生长出来的，折射出当今时代的异化。
 
　　马笑泉的《迷城》写的是一座小县城。小城镇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空间，它处在城市与乡村的交汇处，衔接着城乡两种文化，最适宜展开乡村叙述与城市叙述的对话。但马笑泉并没有在乡村题材或城市题材上做文章，而是连走了两步“险棋”。第一步险棋是他选择执掌这个城市权力的最高领导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这很容易将小说写成一部俗套的官场小说。马笑泉绕开了官场小说的陷阱，他选择这步险棋是为了选择更为宏阔的政治视点，通过政治视点可以辐射到城市的方方面面。第二步险棋是他以常务副县长鲁乐山突然坠落在住所楼下作为小说故事的开头，并将这桩不确定是自杀还是他杀的悬案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这很容易写成一部流行的破案小说或反腐小说。但马笑泉同样顶住了流行的压力，他之所以要紧紧抓住这桩命案的线索，是因为他要以这桩命案为引线，将本来互不关联的事件和人物都串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小城版图。《迷城》的文学意蕴很足。特别是马笑泉将他多年研习书法的心得融入叙述之中，既直指当下书法热的现实，又让人物形象更为丰满，还使小说增添了一份浓浓的雅趣。迷城之迷既在迷宫般的幽微，也在迷局般的险峻；更有对美好的迷恋和对思想的迷惑。
 
　　对于作家个人而言，在题材上打破旧格局则突出体现在对自我的写作定势的突破。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便得益于对个人题材困局的突破。新疆的异域风情和绚烂文化是红柯最重要的题材，它开启了红柯的浪漫主义文学之路，但也形成了一定的套路。红柯后来回到了家乡陕西，他在小说中加进了陕西的元素，新疆元素与陕西元素构成了红柯小说的复调性，但两种元素的融洽性又显得有所欠缺,因为他一直未能将新疆与陕西之间的内在关系梳理清楚。终于，在《太阳深处的火焰》中，他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意味着红柯对于新疆与陕西的长期对话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新疆与陕西从文化渊源上是一体的。红柯的用意是要说，那个有着辉煌传统的陕西在现实中出了问题，而且他不满足于对具体问题的揭露和批判，而是要归结出现实问题的总根子。这个总根子就是传统文化中的阴柔观。这大概就是红柯写作这部小说的真正动机，他由此赋予新疆的太阳墓地最具现实性的象征意义。

　　从题材的丰富性也能看出长篇小说与现实的亲密度。比如面对以经济为主潮的社会，经济逐渐成为一种题材类型，如丁力的《中国式股东》、袁亚鸣的《影子银行》等，但经济只是作者的切入口，要么像丁力那样写如何做人，要么像袁亚鸣那样对经济行为进行精神现象分析；乔叶的《藏珠记》化用了网络文学中的穿越小说手法，让唐代的一个女孩与今天对话，触及了永恒与瞬间的哲学话题；海飞的《惊蛰》则是将谍战小说这种类型小说的写法有效嫁接在革命历史题材上。
 
　　主题变化：用头脑和体温去写作
 
　　题材本身就内蕴着一定的主题旨向。停留在固定的主题上写小说，是导致模式化和同质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即使是同一个题材，也应该在主题上有新的发现。作家不仅要用自己的头脑去发现主题，也要在发现中带着自己的体温。作家的写作必须融入自己的情感，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世界。
 
　　主题之于长篇小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题材本身就内蕴着一定的主题旨向。因此有些作家尽管写作时主题并不确定，但他只要对题材的把握到位，主题仍然能彰显出来。然而我们停留在固定的主题上写小说，是导致模式化和同质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即使是同一个题材，也应该在主题上有新的发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用自己的头脑，同时也要用自己的体温去写作。
 
　　主题首先包含着价值观。一个时代一个民族都会形成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现了社会主潮的价值内涵。张新科的《苍茫大地》是一部表现南京雨花台烈士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许子鹤这一形象不仅具有共产党人形象必备的思想品格和阶级本色，而且亲切感人，充满智慧、情感丰沛。这一形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得益于作者对英雄主义主题的深入发掘。一方面，他给主人公许子鹤确定了符合共产党人思想原则的底色：忠诚、信仰、使命、志向、责任感、牺牲精神，而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将共产党的核心价值与人类共同的价值内涵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孝顺、忠诚、与人友善、古道热肠等等。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来写许子鹤对待父母特别是对待养母的感人故事，也妥善地写到他与叶瑛的爱情婚姻以及他与德国姑娘克劳娅之间微妙的情感关系。这部作品也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系统与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之间具有密切的辩证关系。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核心价值体系，充分体现出对人类普遍认同价值的认同和推广，是人类普遍认同价值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具体呈现。如果说《苍茫大地》写了叱咤风云的英雄，那么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和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写的则是典型的小人物，无论是宋梅用还是大姨妈，显然都没有值得宏大叙事的丰功伟绩，她们基本上游离于大历史潮流的边上，甚至其举动与历史进程相佐。但两位作家都看到了她们身上“好人”的一面，但是“好人”就一定好吗？任晓雯笔下的宋没用其实是以软弱和忍让的方式来回避人生的进取。石一枫则要告诉我们，一个心善的人在精神上还得有信仰的支撑，否则她的善可能会办出恶事。这两部小说的小人物并不天然地占有道德的优势，因而也体现了作者不随众的价值观。
 
　　范小青写《桂香街》的目的是要宣扬江苏一位居委会干部的模范事迹，但作者并没有将此写成一篇单纯歌颂好人好事的作品，而是将小说主题调整到自己的文学思路中。范小青的文学思路之一便是寻找。从寻找的文学思路出发，范小青写《桂香街》就不是直接、正面地书写这一形象，而是设置了一个寻找的主线索：寻找居委会新来的蒋主任。《桂香街》的寻找是多方位的。林又红一次又一次的寻找，最后寻找到了居委会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长在桂香街上的老桂树，它象征着一种默默奉献的精神。对于范小青来说，寻找不仅仅是为了编织一个情节复杂的故事，而且也是她孜孜以求的精神。寻找精神是人类文明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意向，人类不就是在不断寻找的过程中开拓和丰富人类文明的资源的吗？孙惠芬在《寻找张展》中也确定了寻找这一主题，从而将一个关于中学生教育的题材写出了新意。孙惠芬在这部小说中所要寻找的仍然是“救赎”，不仅是对“90后”的救赎，也是对天下母亲的救赎，更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救赎。而救赎惟有通过心灵的沟通才能实现。杨帆的《锦绣的城》也包含着拯救的主题，她针对道德日益败坏的现实，呼唤清洁意识，人人都需要清洁身体和灵魂。但她过于依赖感性的写作，导致一个精彩的主题在感觉的碎片中泄掉了。
 
　　一些重大题材似乎已预设了主题，要在主题上有自己的发现很不容易，但也并非不能寻找到突破点。比如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写的是反腐题材。但他并没有将其写成一部在主题上中规中矩、在情节上追求戏剧性的类型化的反腐小说，他尽管高度认同党中央的决策，但同时也有自己的眼光和视角，因此小说不仅写出了当下反腐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多面性，更将其提高到了依靠文化、法律、制度进行反腐的高度上，由此揭示了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态。李佩甫的《平原客》以一名副省长杀妻的案件为主线，也有陷入破案小说或反腐小说之虞，但李佩甫将其纳入到他一贯进行的关于传统农业文明在现代化进程的变异和困境的思考范畴之中，出生于农村的李德林是身居要职的高级官员，又曾经是有“小麦之父”之誉的科学家，喝过洋墨水，他人生经历的丰富性也构成了他精神的复杂性。范稳的《重庆之眼》写的是重庆大轰炸，但范稳并没有简单地将其写成一部揭露和控诉侵略罪行的小说，而是通过重庆大轰炸以及对后人的影响，反思战争与和平之间、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复杂而又辩证的关系。因此，他在小说中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是重庆大轰炸的历史呈现，另一条是今天人们向日本政府起诉战争赔偿的诉讼。两条线索不仅将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而且也通过现实的诉讼直戳历史的核心。需要注意的是，预设主题会形成一种在主题上的模式化思维，而且它就像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看似不存在，却又无处不在，所以不少作品都难免留下模式化思维的痕迹。如《苍茫大地》虽然在塑造新的英雄形象上有所突破，但在处理英雄的妻子叶瑛时，完全忽视了叶瑛这一人物的悲剧性，把她写成了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的符号性人物，只是以她来陪衬许子鹤的政治意志；又如《重庆之眼》生硬地加入地下党在重庆策反国民党飞行员的情节，这些都可以说是模式化思维留下的败笔。
 
　　作家不仅要用自己的头脑去发现主题，也要在发现中带着自己的体温。我的意思是说，作家的写作必须融入自己的情感，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世界。陆天明的《幸存者》显然是带着体温写出来的作品。小说是以自己的经历为主线，反映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演变。书写这段历史的小说有很多，而陆天明在回望这段历史进程中的疾风暴雨，感慨自己是一名幸存者，而这一带着体温的“幸存者”认识便成为了小说的主题。陆天明从幸存者的角度来书写每一个人物。像林辅生这位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恢复工作后就参加了一次“幸存者”的聚会。而谢平抱怨历史不公时，他的战友则提醒他你还活着的事实，也是在提醒他你要庆幸你是一名幸存者。不同的幸存者会有不同的生存理念。陆天明试图追问每一位幸存者，并从中寻找到人生的理想。鲁敏的《奔月》通过一个失踪者的故事去质疑现代城市的冷漠。小六因为一场车祸而成为一名失踪者，她在车祸现场捡起别人的证件以另一种身份生活在别处，这似乎实现了她内心隐秘的愿望。而小六的亲人和同事们在焦急等待小六归来的过程中也慢慢改变了自己的心理和情感。鲁敏由此发现，我们的精神信念中最缺乏的就是永恒性的东西，我们最日常的生活和情感中弥漫着不确定性。这样的主题令我们反思。但我感到不满足的是，鲁敏在讲述中是那样地冷静，她在质疑笔下的人物时，似乎没有顾及他们身上尚存的体温，这影响到小说主题的展开。我以为，鲁敏如果带着她所独有的“东坝”式温暖来体悟城市，也许会有另一番惊艳的书写。
 
　　方法变化：在处理现实上下功夫
 
　　现实主义仍然是长篇小说的主流。但今天的现实主义已经不似过去的单色调，而是变得色彩斑斓了。现实主义是最艰苦、最不能讨巧，也丝毫不能偷工减料的创作方法，它需要付出特别辛劳的思考才能触及现实的真谛，缺乏思考的作品顶多只能算是给现实拍了一张没有剪裁的照片。
 
　　在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仍然是长篇小说的主流。但同时必须看到，今天的现实主义已经不似过去的单色调的现实主义，而是变得色彩斑斓了。这得感谢现代主义长期以来的浸染。“70后”以及更年轻的一代是在现代主义的时尚语境中开启文学之门的，如今“70后”已经成为长篇小说创作的主力，必须看到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带来的新变。黄孝阳是“70后”在创作方法上极具标志性意义的一位作家。他的《众生·迷宫》并不在于其鲜明的先锋派风格，而在于他是抱着自己新的文学观去进行创作实践的。他的新的文学观是要寻找或创立一种新的小说叙述逻辑。他将知识作为小说叙述的基本单元，取代了形象在叙述中的位置。黄孝阳的小说实验让我们看到文学就像是一个悄悄膨胀的宇宙。与黄孝阳相似的是李宏伟，他的《国王与抒情诗》自如地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游走，把哲学、历史、诗意熔于一炉。赵本夫的《天漏邑》让我大吃一惊。这位能把现实主义玩得滴溜转的作家竟然完全玩起了现代派，他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现实。尽管他将现实加以荒诞、诡奇的处理后能够表达出更多的意义，但我还是觉得他不应该放弃他在写实上的长处。张翎的《劳燕》以鬼魂叙事开头，三个在战争中相识的男人相约死后重聚，但作者这样的设计只是为了克服写实性叙述在时空上的约束，让三位亡灵超越时空表达对同一位女人的爱与悔，小说主要还是依靠强大的现实主义细节描写完成了对一个伟大女性的塑造，是一种具有世界视野和人性深度的战争叙事。
 
　　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和苗秀侠的《皖北大地》都是正面书写新农村建设的小说。当前农村一系列新的现象如三农问题、土地流转、环境保护、农民返乡等，均在两部小说中有所反映。两位作者都对农村充满了热情和真诚，这种热情和真诚浸透在字里行间，他们都试图塑造代表新农村的新型农民形象。《皖北大地》所写的农瓦房具有一种农业的工匠精神，这是被人们所忽略的可贵精神，难得的是被作者敏锐地抓住了。《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则是一位主动返乡的农民，关仁山在塑造这一农民形象时有意秉承柳青在《创业史》中所凝注的乡村叙述传统。这两部小说都是紧贴现实的作品，但两位作家在如何处理现实的问题上又都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如《皖北大地》将当前农村禁烧秸杆的阶段性工作作为建设新农村的核心情节，《金谷银山》将一个被确定为搬迁的白羊峪作为典型环境并将抵制搬迁作为情节起点，这样的设计显然没有扣住新农村建设的精神内涵。作家紧贴现实的热情没有错，但他们的写作也许太急了些，要把现实理解透、处理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我们对现实主义有一种误解，以为现实主义的作品最容易写，只要有了生活或者选对了题材就成功了一大半。殊不知，现实主义是一种最艰苦、最不能讨巧，也丝毫不能偷工减料的创作方法，它需要付出特别辛劳的思考才能触及现实的真谛，缺乏思考的作品顶多只能算是给现实拍了一张没有剪裁的照片而已。所幸的是，现实主义作为当代长篇小说的主流，仍然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陶纯的《浪漫沧桑》和王凯的《导弹与向日葵》是2017年军旅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两部小说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方法，同时也充分证明了思想在现实主义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陶纯写革命战争有自己的反思。他塑造了一个特别的女性李兰贞，她竟然是为了追求浪漫爱情而投身革命，一生坎坷走来，伤痕累累，似乎最终爱情也不如意。陶纯在这个人物身上似乎寄寓了这样一层意思：爱情和革命都是浪漫的事情，既然浪漫，就无关索取，而是生命之火的燃烧。王凯写的是在沙漠中执行任务的当代军人，他对军人硬朗的生活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也对最基层的军人有着高度的认同感。他不似以往书写英雄人物那样书写年轻的军人，因此小说中的军人形象并不“高大上”，然而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是与英雄一脉相承的。
 
来源：文艺报
作者：贺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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