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篇小说【年度综述】

        主观·信仰·先锋性
 
        文│贺绍俊
 
 
评论家贺绍俊
 
　　我一直认为，近十来年的当代小说创作，真正代表小说水平的还是中短篇小说。但是2016年的小说风光却让长篇小说占尽了，这一年被称作长篇小说的“大年”，引起较大反响的作品就有二十余部，而中短篇小说基本处于波澜不惊的状态。但这并不妨碍中短篇小说继续在精神性和文学性的深入开掘上作出努力。坦率地说，面对海量的中篇小说创作，以一个人的能力难以对一年的创作作出全面性的概括和总结。我在这篇年度述评里，只是想从我的阅读出发，谈谈我感觉到的三点值得关注的趋势和现象。
 
　　主观的弥散
 
　　主观性是现代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现代思想不断开发了人的主体意识，作家因此比以往更看重自我在小说中的位置，也就不再满足于客观反映现实世界，而是认为小说应该表现作家内心重新建构起来的文学世界，这个文学世界显然是以作家的主观性为粘合剂建构起来的。当然，现代小说中的主观性，基本上溢出了传统文学理论中关于是席勒还是歌德的争论范畴，不能在主观性与观念之间画等号。所谓主观性，是强调作家经验的独特性，强调作家对世界认知的独特方式和视角。目前，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等概念特别流行，这些概念指出了一个客观事实，即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历，这是当代小说最具诱惑力的写作资源，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阐释中国经验，的确是小说家面临的挑战。阅读当下的中篇小说，就会发现有越来越多似曾相识的故事，而讲述故事的方式又是如此的单一化和同质化。同质化的问题早已引起人们的担忧。同质化从根本上说还是作家的主观性不够强大。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特别欣赏陈河的《义乌之囚》。义乌过去只是一个不太有名的浙江小镇，但正是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给它创造了成功的机会，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办越红火，把义乌办成了一个影响波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著名乡镇。义乌的经验无疑是典型的中国经验，陈河的《义乌之囚》则是一篇阐释义乌经验的小说。既然是阐释义乌经验，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显然就会成为主要的对象。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都是围绕着义乌小商品市场而展开的。义乌充分体现了全球化的特征，一个中国的小县城竟然成为了“世界中心”，它的触角伸到了世界的任何角落。作为一位长年在海外生活的华裔作家，陈河具备一种国际视野的优势，自然对于这一点感触很深，小说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国际贸易，主人公杰生是一位加拿大的华人，他在加拿大的生意都与义乌的商品有关。但如果小说仅仅讲述了杰生做生意的故事的话，也许难以与其他反映这类题材的小说拉开距离。陈河最难得的是，他从义乌这一“世界中心”的贸易活动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小说由此塑造了查理这一令人震惊的人物。查理本名叫杜子岩，也是在加拿大做生意的中国人。义乌是他的大本营，虽然他做生意也有挫折的时候，但他终于做得很大，“一切事情顺利得无法想象”，他也被人们称为“BIGGUY”（大人物）。不可思议的是，成功后的查理却要做格瓦拉式的英雄，他在非洲建立起根据地，渴望来一场惊天动地的“世界革命”。查理显然是陈河主观想象的人物，但他的主观想象有着历史和现实的根基。这个查理当年是中国的红卫兵，还跑到了缅甸的金三角。陈河通过查理这一人物把今天的“全球化”与历史上曾经令一代年轻人狂热的“世界革命”勾连了起来。查理说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他说：“我内心里面有一块黑暗区，那种黑暗的程度是你无法理解的，它是一种有毒的会毁灭一切的物质。”看来，陈河是要通过查理来安妥自己的一个历史心结：他对红卫兵的那段历史记忆犹深，也许他认为历史也存在着黑暗区，如果得不到清理，终究会带来可怕的后果。黑暗区是一个深刻的启示，正像小说所叙述的那样，黑暗区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与人心，也存在于文明系统之中。当一种文明照不透的黑暗与人内心的黑暗重叠在一起时，就会出现查理这样的疯子。那么，全球化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达，而且会成为“革命”的沃土。尽管这篇小说在情节设置上还不是非常圆润，主观性的表达也失之简单，但作者对于中国现实的思考确实与别人不一样。
 
　　不应该抹杀作家们在主观性上所作的努力，哪怕这种努力的结果还不太完美。有的作家持之以恒地坚持自己的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一再地表达他对世界的某种认知，这样的结果有时候会造成一种重复感，但我以为这种重复感并不见得就是坏事，因为我们需要仔细辨析，看看他的重复背后是否还存在着一双执着地向纵深迈进的脚步。由此我要说说孙频的小说。孙频是一位非常有主见的年轻作家，她的小说大多写小人物。写小人物也是目前的一种时尚，但孙频并没有从众的心理，相反她对这种趋势持一种警惕的态度，这就表现在她对小人物的严厉立场。当然，她也能发现小人物身上的善良、坚贞、执着等品性，但她并不想借此获得一种道德优势，不得不承认，在书写小人物的时尚中，廉价地表达道德正确的心机也是很容易从一些小说中捕捉到的。但对于孙频而言，她并不在乎人的身份，而在乎是善还是恶。善与恶有时候并存于一个人的身体内，孙频于是同这个人物一起处于一种焦灼和分裂的状态，她不知道该怎么抚平焦灼和分裂，于是她有一种精神的痛苦，精神的痛苦构成了她的主观性。如她的《万兽之夜》，写的都是普通人，因为欠债、躲债和讨债而带来的人际间的紧张和变异，于是人变成了兽，孙频既不袒护讨债人，也不为欠债人辩解，尽管我们能从中感受到社会的复杂和生活的诡异，但作者的撕裂状态也难以遮掩。在另一篇小说《我看过草叶葳蕤》中，孙频就将心理调整得比较平静。李天星是一个不甘于平庸的人物，他终于通过考试离开了自己成长的小城，但他最终也没有摆脱平庸。孙频在这篇小说里是以情欲的故事来表现年轻一代的理想问题。虽然李天星一直不缺喜欢他的女人与他做爱，但他回忆起来她们时“只有草叶腐坏的气味”，唯一忘不了的还是杨国红，这个大他十几岁的女人让他情窦初开，尽管生活与岁月让她变得越来越委琐。杨国红就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的集合体，李天星因为有理想的牵挂，才不至于绝望，但他又难以直面现实的残酷。小说最后写到，杨国红曾经工作过的交县百货大楼正在被拆毁，或许孙频在期待，我们这个社会将为年轻一代建设一个新的理想大楼。
 
　　石一枫近些年特别火，他走的是写实路子，但其主观性也非常强，这表现在他的社会意识上，他的小说丝毫不高蹈，也不空灵，充满着烟火气，更具有犀利的批判锋芒，因此在他的小说里，尽管不像论文那样经常跳出平等、公正、自由等字眼，但这些字眼其实已经成为了他小说情节的筋骨。这种主观性反映在小说叙述中，就是他偏爱于设置一对构成相互对立的形象。《营救麦克黄》同样也设置了两个对立人物，一个是白领黄蔚妮，一个是普通打工者颜小莉。两个属于不同阶层的人物竟然成了闺蜜，小说是从颜小莉与黄蔚妮的友谊开始写起的，第一句话就说：“与黄蔚妮的友谊，被颜小莉视为她来到北京之后最大的收获。”但这份体现着阶级大融合的友谊却被一条狗破坏掉了，可见维系她们之间友谊的纽带是很脆弱的。属于两个不同阶层的人终究会因为对世界的看法不一致而分手。当今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了不同的阶层，不同阶层存在的利益和文化的矛盾，这是导致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石一枫在他的多个中篇小说中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他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忧思。我们由此会想起曾经成为我们社会最主导的理论——阶级斗争理论，难道我们的社会要促使人们重新捡起这一理论作为争取幸福生活的武器？政治家们始终在回避这一问题，以各种方式来抹平社会的差异，掩盖阶层的矛盾。但作家就应该代表社会的良知，必须将社会问题揭露出来，以引起人们的警醒。石一枫做到了这一点。面对这一问题，石一枫也有自己的迷茫，这种迷茫就在于，面对社会越来越剧烈的阶层差异，我们能否找到和解的最佳方案，我们能否形成一个约束不同阶层的共同道德标准。作家孜孜以求地探寻一个问题，一步步把这个问题引向深入。期待石一枫有更深刻的发现。
 
　　还有不少小说能够看到作家主观性的独特表达。葛水平的《小包袱》写的仍是家庭伦理，她通过母亲的一只小包袱，细腻刻画出伦理亲情在生存困顿的磨砺下破绽百出，但她同时也写出了家庭伦理的韧性，即使日子使我们的情感钝化了，它就像母亲的一只小包袱会收藏在亲人们的内心里的。西元是一名年轻的军旅作家，近些年来的小说呈现出其鲜明的个性，他试图恢复和强化军事文学的血性，如他的《疯园》《枯叶如海》。胡学文的《一九四〇年的屠夫》从市井生活的角度进入到对抗日战争以及战争的后续影响的书写。不少作家在历史题材上努力寻求突破，突破首先从反思开始，胡学文的这篇小说具有代表性。
 
　　信仰的焦虑
 
　　在孙频的《万兽之夜》里有一个细节，小秦母亲在阁楼的床上已经死去，临终前伴随她的是一本基督教福音的小册子。母亲虽然在小说中着墨最少，但也是唯一的一位能从焦虑和恐惧中走出来的人物，基督教的小册子让她能够平静地与世界告别。这个细节也是当下现实的真实写照，越来越多的人信教，或者是基督教或者是佛教，人们企望宗教安抚灵魂，从而摆脱现实的烦扰。陈仓的《地下三尺》其灵感仿佛就来自这里。小说的一个核心情节便是，到上海来打拼的陕西人陈元，决定要在上海城市中的一块空地上建一座供市民朝拜的寺庙。这真是一个很不切实际又很符合实际的奇想，说它不切实际，是因为在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城市建设是被严格规划了的，哪能凭个人之力随便建寺庙呢？说它又很符合实际，是因为在城市里越来越多的人信奉佛教，他们缺少的正是能够拜佛烧香的地方。可以说，陈仓抓住这个核心情节，也就是抓住了人们的精神症结，即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仰的焦虑。可惜他没有围绕这个核心情节做文章，而是写陈元为了获得建寺庙的许可证，如何采取各种手段的。比如他先盯上一位政府官员老吴，帮老吴解决了个人隐私的难题，然后就直接向他提出了帮忙的要求。沿着这样的思路，小说写得非常有戏剧性，也揭露了社会阴暗的一面。但我想如果能够围绕信仰焦虑来构思，也许效果会更好一些。小说中有这么一段话：“在这个世上，其实建什么也不如建寺庙。从表面上看，人们似乎最需要的，是寄托身体的房子，对于一个漂泊者，过去他常常感慨的是，眼前有千千万万的窗户，唯独没有一个是自己的容身之所。人们似乎都在想房子，能够拥有几套房子，是衡量人生几斤几两的基本元素，但是再深究起来，人们最最需要的，终究也不是房子，不是金钱，而是一个心灵的皈依。”我倒是希望陈仓的小说能将这种社会心态充分地表现出来。
 
　　杨遥的《流年》涉及理想和信仰。作者从社会普遍存在的追星现象中探讨了一个理想空虚的问题。凌云飞和聂小倩因为共同喜欢王菲的歌而相爱，他们向往王菲歌声里传递的美好生活，约定攒够钱，就去王菲去过的加利福尼亚感受阳光。但当他们攒够了钱，却不得不将钱用于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问题一点点被解决，他们也顺利走进了婚姻殿堂，开始了幸福生活。杨遥巧妙地借用了流行歌手和流行歌曲的公共性，王菲是当今最当红的歌手之一，凌云飞和聂小倩的幸福感就与王菲有关，当他们一起唱起王菲的歌曲时，便共同沉浸在歌曲所渲染的美好氛围中。两个人对待王菲的态度又不一样，聂小倩清醒意识到王菲不过是一种幻像，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因此婚后的她不再唱歌，而对织毛衣充满了兴趣。但凌云飞却从王菲那里获得巨大的诱惑，他一门心思要把聂小倩打造成新的王菲。于是他们之间的情感出现了裂缝，生活上形同陌人。凌云飞采取了破罐子破摔的方式，而聂小倩则依傍上了佛经，最终是佛经让两人和解，又重新过起了惬意的小日子。而此时的聂小倩也不再念经了，他们共同享受女儿带来的乐趣。杨遥看似只写一些生活的表相，但所有的表相都是内在机理发生变异的征兆。他将流行歌星、佛经、抚养后代这些互不关联的内容串起两个年轻人的生活波折，就折射出当代社会的理想和信仰的贫瘠化和虚幻化，因此就有凌云飞最后的恐慌感：虽然一家人很开心，但凌云飞不敢去问聂小倩为什么不念经了，他“怕一不小心，发现现在的生活才真是梦，或者说聂小倩在做梦，那样会戳醒她。”
 
　　我最欣赏迟子建的《空色林澡屋》，她以酣畅的文字将人的精神信仰圣洁化和诗意化。小说的故事之核是一位老太婆在山林深处开设的澡屋，这位老太婆一生都很不幸，但她乐观面对生活，热情帮助他人，因为她的肥皂做得好，被人叫做皂娘。皂娘有两个嗜好，洗澡和喝酒，年老之后，她宁愿留在深山里的林场，并砍了一棵大树，掏成船形，摆在屋里当澡盆，为那些来山林的人洗澡。旅途中和劳作中的人很愿意来这里洗澡，洗去了身上的尘埃，也洗去了疲乏和烦恼。洗澡，在小说中明显象征着一种洁净和美德。单纯写这个故事，也会很优美，但思想意蕴难免单薄。迟子建并不止步于一个优美的故事，她将这个故事处理成神秘和空灵的状态，又将其套在一个非常写实的故事里。这个故事是说一支小分队进入到森林进行实地勘察，找了山民关长河作向导，关长河一路上给小分队的成员讲述了森林深处空色林澡屋的故事。小分队于是在森林里寻找空色林澡屋，寻找过程中又生出不少故事，所有的故事都指向一点：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委屈和磨难，需要下到澡盆里得到洗礼。尽管最后仍没有找到空色林澡屋，但空色林澡屋改变了叙述者的精神状态：“我试图让生活回到正轨，或者说是回到平庸中，可是当空色林澡屋的故事像一道奇异的闪电，照亮了人性最黯淡的角落后，我的整个生活就被它撕裂了。我在空洞的光阴中，能感受到它强烈的光明，不禁又寻着这光明而去。”迟子建将皂娘烘托成一个女神式的人物，传递出一种宽泛的宗教情怀。她将皂娘的澡屋取名为“空色林”，显然就是对佛教《心经》的呼应：“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至于现实中有没有空色林澡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里有没有它的位置。
 
　　先锋的余韵
 
　　读2016年的中篇小说，还有一点感触特别深，这就是关于先锋性。我对先锋性一直保持审慎的态度，因为先锋性自80年代的先锋文学潮之后，逐渐变成了一个流行词，或者说成为了一顶廉价的高帽子，但凡要表扬一位作家或一篇作品有新意，马上就会送上“先锋性”的高帽子，而先锋性的内涵和意义则越来越空洞化，它往往演变为一个可怜的含义：与80年代新潮小说有相似之处。但后来发现，我也不必简单地贬低与80年代新潮小说相似这一现象，更不必简单地否定先锋性这一概念的使用。因为80年代新潮小说带来文学观的革命性突破，它自然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影响到以后的小说创作。如今不少作家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作家基本上是在这一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从传统的延续性来说，不妨称这类作家的写作称之为先锋写作。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先锋的余韵仍是那么的充满魅力。如李宏伟就属于这一类作家，他对情节的碎片化处置、强调完全的虚构性，以及在小说哲学意识上的执拗追求，不仅延展了80年代新潮小说的创新，而且至今仍体现出某种先锋性。他在这一年发表的《而阅读者不知所终》典型地体现了他的先锋特征。肖江虹则是从另一路径上演绎先锋的余韵，他的《傩面》以先锋文学的世界观处理最传统化的民俗。而晓航的《霾永远在我们心中》表面上看是一篇非常写实的小说，但骨子里却透着现代性的先锋意识。故事在两个虚拟的城市间游走，不仅影射当下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撕开了人们陷入精神危机的假相。罗望子应该是80年代先锋小说潮流的参与者，难得的是，他三十余年来一直坚持先锋写作的路子。当然，他在先锋写作中不是极端派，属于温和的先锋写作，大概这也是他能一直坚持这种写作姿态的原因之一。罗望子的特点是游离于主观与客观之间，游离于表现和再现之间。他的小说材料都有现实感，但现实材料被他作了碎片化的处理，他以强烈的主观性将其粘结成一幅非现实的图景。如《邂逅之美》表现的就是一种对于“邂逅”的观感和体验。当然，罗望子有自己的问题，他的先锋性的世界观是犹疑不定的，由此也带来一个如何将自己的主观性更好地转化为一种相贴切的文学形象符码。
 
　　最后要专门介绍一下陈集益的《驯牛记》。陈集益这一代作家的文学萌发期几乎都会受到先锋文学的影响，时代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土壤，在主流现实文学的土壤中拌合进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土质，他们的文学种子从这种土壤中破土而出，长出来的就是带有异质的新苗。但是有一些年轻的作家止步于仿制先锋文学，并以为这就是先锋的文学。陈集益的审美趣味显然也是偏向于现代派的写作的，但他能够对仿制保持足够的警惕。或许陈集益之所以喜爱现代派小说，不过是因为他主张小说要有个别性而已。他希望从小说中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既包括读别人的小说，也包括自己写的小说。因此他并不在现代派技法上下功夫，甚至他的有些小说根本看不到现代派的技法，倒是像最老套的小说写法。比如这篇《驯牛记》，陈集益是以先锋的思想来处理乡村经验，因此写了一篇不同于乡村叙述的乡村小说，我愿称其为农事小说。农事小说这个词是我现编的，所谓农事，不就是农业生产活动吗？但它偏能写成小说。这不奇怪，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事早就是文学的重要资源了，《诗经》三百首大多都是写农事的，农事诗在古代一直很发达。读《驯牛记》时，我惊异于陈集益对于农事的娴熟，现在让我感到担心的倒是，还有多少作家能够像陈集益这样有着如此鲜活的农事经验，而且还能如此天才地将农事经验转化为小说资源。小说的主角是一头牛。这头牛从它出生起就不一般。牛的额头上有一块白斑，这让爱动脑筋的人类费猜疑：这块白斑暗示了什么呢？是吉还是凶？小说写了这头牛与合养这头牛的四家人相处的故事，牛对人来说是农事的工具，最终是要被驯服来干农活的，这头牛顽强地抵制驯服，它在驯服中给人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四家人不得不服输，其结果就是将这头牛牵到牛市上去卖了。作者将这头被称作“包公”的牛写得活灵活现，完全够得上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这是一头充满着现代意识的牛，它不愿意像前辈那样做一头勤勤恳恳为农事而服务终身的牛，它要追求自己的自由和解放。陈集益的先锋性并不在于结构、叙述、手法等这些表层的东西，他不在面相上做成现代派的样子。他的先锋性在于他从现代派那里学习到了一种反主流、反时尚、反定规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陈集益写农事小说，却采取的是反农事的叙途方式。虽然《驯牛记》不能说是一篇象征小说，因为小说的叙事性非常突出，我们也被作者超强的叙事功力所征服。但陈集益并不是一个满足于客观叙述的作家，他会在叙事中隐曲委婉地表达他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比如他在写“包公”这头桀骜不驯的牛时，或许将他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规训史的认知和感慨寄托在叙述之中。陈集益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无限想象的可能性。
 
　　来源：转自微信号：慧言慧语
 
　　文中提及部分作品：
 
　　陈河《义乌之囚》，发表于《人民文学》2016年10期，《小说月报》2017年1期选载
　　孙频《万兽之夜》，发表于《钟山》2016年4期
　　孙频《我看过草叶葳蕤》，发表于《收获》2016年3期
石一枫《营救麦克黄》，发表于《芒种》2016年5期，《小说月报》2016年6期选载
　　葛水平《小包袱》，发表于《长江文艺》2016年2期，《小说月报》2016年3期选载
　　西元《疯园》，发表于《创作与评论》2016年9期
　　西元《枯叶如海》，发表于《当代》2016年6期
　　胡学文《一九四〇年的屠夫》，发表于《芒种》2016年9期，《小说月报》2016年10期选载
　　陈仓《地下三尺》，发表于《人民文学》2016年11期
　　杨遥《流年》，发表于《收获》2016年5期
　　迟子建《空色林澡屋》，发表于《北京文学》2016年8期，《小说月报》2016年9期选载
　　李宏伟《而阅读者不知所终》，发表于《人民文学》2016年9期
　　肖江虹《傩面》，发表于《人民文学》2016年9期，《小说月报》2017年中篇专号1期选载
　　晓航《霾永远在我们心中》，发表于《十月》2016年2期，《小说月报》2016年5期选载
　　罗望子《邂逅之美》，发表于《人民文学》2016年3期
　　陈集益《驯牛记》，发表于《文学港》2016年第8期，《小说月报》2016年中篇专号4期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