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克修：余秀华在和食指争论什么？
 
　　食指谈余秀华的几句话，引发各种喷，有点看不下去了。尤其不懂诗的路人甲乙丙丁，也挥舞大棒，劈头盖脑抡向老诗人。评论是自由的，不能说路人没有谈论的资格，关键是他大致在诗的路数上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当年老食指写的那些诗，未必入他法眼。但他看到食指周边那么多诗人，当年写的是什么东西吗？食指的成名，还真不是一句历史的误会就能拍死的。从诗歌内部的历史来看，他当年赢得的地位，也不是多大的误会。而且，食指赢得的主要是行业地位，非公众地位。行业地位是评论家给出的。余秀华赢得的主要是公众地位，是读者给出的。我并没有见到战斗在第一线的评论家或诗人把余秀华捧得多高。老食指说评论家捧红余秀华，应该是他自身成名经验造成的错觉。老食指批评余秀华的用词，也带有集体抒情时代的历史痕迹。这应该是老诗人食指引发大面积踩踏事件的原因。
 
　　但食指对余秀华的批评，并非他们诟病的那样不值一提。当代诗的写作，有不对人类的命运，对国家未来这类大词不屑一顾的自由。但如果写作者是贴上了某个明确标签的符号性诗人，还得具体而论。比如余秀华当年得以走红的标签是农妇诗人，（脑瘫）残疾诗人，吃瓜群众是从她“摇摇晃晃的”的现实命运，在诗歌里折射出的悲怆底色，给这个麻木的时代带来生命的痛感，而被打动圈粉的。现在她转过身来不认那个标签，去撕毁那个标签，当然就会带来问题了。在回复老食指的批评时，余秀华给出的理由是，“从来不觉得农民生活是痛苦的啊”，让我大为惊讶。那么，她亲手撕下的标签，不只是意味着对过去自我的否定那么简单，她当初得以成名的作品，如果抽掉其现实命运的底色，也未必就比朋友圈的一般鸡汤文字高明多少。
 
　　更合理的解释是，她成名以后，随着现实命运的改变，当下最理想的下午才变成“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打打炮”。这也未尝不可。这种生活也是那些突然富裕起来的人最喜欢的选择。谁都有权力享受俗人的幸福。这是老食指这一代有着某种革命理想主义的前辈诗人所难以理解的。老食指的批评，不过从自我经验出发，而发出的“恨铁不成钢”疾呼而已。但各界人物，尤其是非诗人口对老食指的带有羞辱性质的谩骂，就过分了。尤其当事人余秀华在朋友圈的一系列发言，可用不忍目睹来形容。比如“上次被王家新强奸了一次，这次又被食指强奸了一次”。她应该是当作玩笑话的，她可能觉得这个比喻有幽默感，而不是显得轻佻。她长期生活在农村，虽然成了媒体的宠儿，但并没有掌握一个现代人该有的说话分寸。一些对媒体的发言虽然显出她的聪敏，但分寸问题不是靠聪明能一下子解决的，还得靠实际生活经验的积累。上次她对范雨素居高临下的发言也明显分寸失据（就是因此而“被王家新强奸”的那一次）。我本以为她应该由此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发现她的超级自信已经让她觉得自己发出的才是宇宙最强音。对前辈诗人食指的回复里，她还说出了更离谱的话：“倚老卖老，老态龙钟，老奸巨猾，老着脸皮，老调重弹，老谋深算，老大无成，老而不死”。这明显是一个在我老家拿着菜刀和砧板骂街的农妇形象。
 
　　当然，对食指的回应里，她也给出了自认为比较正式的理由：“我从来不觉得农民生活是痛苦的啊，真是一个高深的课题：人们向往田园生活，凭什么又鄙薄它？”既然这个问题有点高深，我就多说几句。这话如果出自某些居住在城市的诗人之口，我觉得不会那么意外，也较有说服力。近二十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使城市一直处于迅猛扩张之中，给城市带来了各种新问题，这让市民出现何种激烈反应都正常。他们若无意面对现实，一些诗人从时间上返回过去，一些诗人从空间上逃逸到山水田园中去，也是情非得已。从乡土诗的庞大数量来看，同时患上怀乡病的诗人不低于半数。他们或觉得，农村和自然山水，才能治疗在城市带来的伤害。问题是，他们确实在城市里受到过那么多伤害，而农村有那么美好吗？
 
　　这与现实里的情形不太一样。在我老家古同村，只有老人和小孩，成片被抛荒的土地，还愿意留在村里。中青年人，无论男女，都往城市里跑，以滞留的城市越大越光荣。大城市正成为所有人趋之若鹜之地，实现人生价值的首选地，而不是什么羁绊。中世纪有一种流行说法，城市里四处充满了自由的空气。这是对那些逃跑出来的农奴来说的，用它描述今天从各种偏远地区跑到城里来的人也适用。于是，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在十三亿人口拥挤的工业时代，祖国山河的姿色，已迥异于唐诗宋词里寥寥数千万人口的农耕时代，真正的大自然已不复存在，但在诗歌里，那空心村和荒地，还在充当着人们的精神家园。这归功于多年来抒情诗的教育：向往较少被工业化侵略的农村，代表了朴素、善良、纯洁、自由、美好和高尚的心灵；而城市是恶的、丑陋的、冷酷无情的代名词，向往城市意味着你虚荣、浮华、贪图享受、自甘堕落。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似乎在相互作为背景，相互教唆，相互作为矛盾激化因子，在当代汉语诗歌美学上，形成了比现实世界更奇怪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城市成了抒情诗控诉的对象，一些诗人对城市表现出的情感，依然是19世纪中叶波德莱尔似的愤世嫉俗。
 
　　当年波德莱尔对巴黎的厌烦情绪，没人会理解成诗人的矫情。19世纪中叶，刚开始发威的资本主义、工业、城市化的力量，使传统的城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统治力量由之前的精英阶层变成了矿山、工厂和铁路。狄更斯在小说《艰难时世》中，把当时的西方工业城市称为“焦炭城”，一个“机器与高耸烟囱的城镇，烟囱不断吐出烟，永远在那儿缠绕，卷着解不开。它里头有条黑色的运河，还有条带恶臭染料味的紫色河，以及一大堆一大推建筑，充满窗户，整天嘎嘎作响又抖动不停，蒸气机的活塞单调地挺上掉下……”当时的欧洲重镇巴黎的情况是，一边遭遇工业和资本的破坏性冲击，一边被日益尖锐的交通问题所困扰，而各种展会带来的大量外地车辆，加剧了巴黎的拥堵。1852年，豪斯曼男爵开始巴黎大改建工程，大拆大建了18年，直到波德莱尔死后3年才完成。巴黎那一段混乱和破败的岁月，给波德莱尔这种城市公子哥儿带来的各种不适可以想见，再叠加上他个人命运遭遇的变故，他在1857年出版的《恶之花》里，对巴黎采取何种敌意，都不足为奇。当然，这是我从必然性角度进行的揣测，也不排除波德莱尔在诗歌里的情绪，纯属诗人的耍性子。但波德莱尔的这种颓废情绪，尤其是反叛精神，成了19世纪末开始，把“城市”作为其自然发源地陆续登场的各种现代主义的基本姿态。当时的各种现代主义流派，虽然主张不一，但工业机器的肆虐、战争、经济大萧条是主要诱因，使他们发现了世界的 “非理性”本质，把城市视为带有某种灾难性质的生存之所。
 
　　而城市展示给当代人的，主要是其积极一面，可作旁证的是城市对人口的吸附力空前强大。除了城市人口的支撑，城市的发展也到了新阶段。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城市扩张和自我修复能力越来越强，而高技术武器的相互制肘，则使发生不计后果的城市毁灭性战争的乌云已大致散去，这些都在诱使人类在技术理性引领下谱写超级城市神话。同时，得到工具理性改造的人类，应对大城市越来越复杂的分工和合作的能力越来越强，也反过来作用于时代的变化。城市正在通过它集中的最新物质和文化成果，越来越符合我们需求的规划设计意图，在往更宜居的方向演化。当某一天，城市化水平到达某个峰值，像某些西方大城市一样，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人们不再是节假日驱车到城乡结合部的农家乐，或某油菜花田里，用一种城里人居高临下的消费心理表达出对农村的感情、对自然的眷恋，而是确实已厌倦城市生活，更向往环境得以改善的郊区、小城镇或农村，那么，诗歌里出现大面积的怀乡病，赞美农村的美好，会比较正常。
 
　　这个基本认识，有助于辨识诗人情感的真实性。对城市喜爱也好，爱恨交加也好，孤独也好，茫然失措也好，都正常。但很难想象，那么多惬意地享受着现代城市文明的人，回到诗歌却如此憎恨和厌恶他的城市，只倾心于广大乡村。在他们眼里，城市已成地狱，只有自己是地狱里的无辜者。当然，我说的是一般情形。少数诗人，对大自然的乡愁并非迷路或矫情，只是被性情驱使。城市里还有并未享受到现代文明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处境困苦的诗人，还有受到城市欺凌的打工诗人，城市之外还有少数真正的农民诗人。他们的写作，对城市或现代文明采取明显的控诉和对抗姿态，也是合适的。只是这类诗作，就算他们自己不陷入煽情俗套，也容易诱使旁人误以为，当代汉语诗歌在处理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上，还出于某种低俗阶段。何况，确实有不少此类诗歌，由于表现社会现实的意图过于功利，而显得图样图森破（Too young to simple）。
 
　　一些西方媒体近年来对我们打工诗歌过于热情的关注，就是例证。这和他们过去三十年来一直对北岛等朦胧诗人的热情，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在他们看来，构成当代汉语诗歌地方性知识的，完全靠它在意识形态和诗歌伦理上的表现。他们对当代汉语诗歌内部的真相是置若罔闻的。而在洞悉当代诗歌内部秘密的人士看来，老外们关注的，恰恰是我们应该警惕的问题。他们的关注，反而形成了对当代汉语诗歌真相的遮蔽。所以，在写作中建立了自信的诗人，已不怎么相信来自于现代性发源地的意见。虽然他们率先启动了现代性按钮，但当现代性黑暗或光辉已成为人类集体命运，他们体内没有流着我们的血液，没人替代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无法体会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自然也无力裁决汉语诗歌的现代性问题。时至今日，汉语诗歌现代性的合法性，只能靠我们自己，一些率先在自己和脚下土地之间建立起语法关系的诗人来完成。
 
　　余秀华作为贴上了命运坎坷的底层农民诗人标签的诗人。作为该标签的明显受益者，她固然有随着现实命运的改变而不断调适自己诗歌形象的自由，但别人也有权以她过去赖以成名的作品，来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期望。把余秀华的诗，和她脚下的土地之间建立起某种必然的语法关系，在我看来，食指的要求，并不是要否掉余秀华，反而是在以某种标准拔高余秀华。余秀华显然领悟不到其中深意。所以，我毫不怀疑她当下最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打打炮”的真实性。她完全可以“生活在别处”，有在湖北石牌镇横店村选择武汉青年小资生活的自由，虽然那也意味着她主动抛弃了过去诗歌里的余秀华。既然她“从来不觉得农民生活是痛苦的啊”，那么她过去诗歌里的痛苦并没有真正发生过，那些曾让她名满天下的诗篇，不过是谎言，是编造的故事，它们曾经给公众带来的生命痛感，从一开始就是错觉。既如此，还有什么好争论的？
 
　　谭克修，2018,1，17，万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