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终特稿 |  谭克修：语言唤醒的是诗的沉默
                               
　　作者：谭克修
 
　　朋友邀我谈2017年中国诗坛的总体印象。据说这一年很重要，逢新诗的百年大寿。除了诗家们都在寻找祝寿词之外，这一年真有什么特别的吗？从现象上来看，2017年的诗歌舞台，延续了这几年一年比一年热闹的势头。各级别的诗歌学会团体等，应该开始总结一年的诗歌大事记了。不用看，都是一些诗歌活动记录，且多是一些利益相关者的活动记录。似乎这一年中国诗歌里值得记忆的，就是那些挂羊头卖各种肉的诗歌节，几张频繁出没于各种场合的熟脸，上万种在媒体上烂大街的滞销诗集，数不清的名字吓人的诗歌奖项，和几本由很像诗的俗品拼凑而成的年度最差诗歌选本。
 
　　且慢，何谓俗品？要说清楚很累人，换一个说法，就指那些充满风尘味的诗吧。这里的风尘味，并不指向人间烟火。但我知道有一种风尘味的诗，是可以指向不食人间烟火的，在想象里高蹈的，被自以为是的作诗法污染的诗。那些诗常有过度矫饰的修辞，过于整饬的形式感，用词贞洁，由于太像“诗”而显得风尘味十足，为追求“雅”而显得烂俗。还有一种风尘味，直接关涉公共道德，显得很有责任和担当样子的说教之诗；还有一种风尘味，带有肉麻的小资情调……不一一列举了，反正容易被某些诗歌观念老掉牙的评论家激赏，被没开窍的阅读者当心灵鸡汤消费。这些类型的俗品，也比较受文学杂志和朋友圈待见，容易成为流行诗。至少，它们的世俗命运要比其他的诗好。
 
　　关于诗的命运，说来话长，先省略五千字（见拙文《诗的命运和你的命运》）。这里只粗浅提到我大中国的当代诗歌命运。据说它在随着大国崛起，而光辉灿烂得要爆棚了？至少，我看到了两方面体现出的这种爆棚感。一是各地政府搭台的国际诗歌节层出不穷，每次多有主办方会表达出和世界接轨的强烈愿望，主旨发言里不乏豪言壮语。二是某些远离官方活动和发表平台的诗人也做出让我吃惊的判断。在牧野策展的“当代诗歌艺术大展”现场讨论会上，诗人横就提出当代汉语诗歌已经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会后，曹五木和我聊天时，也持此观点。印象里，此前于坚也有过类似的表述。
 
　　我的问题是，这结论如何得来的？我们在书刊或朋友圈读到的有限翻译作品？加上来大中国参加国际诗歌节的诗人作品？我对那些与会诗人及其在母语诗歌里的情况不了解，不妨反过来看看汉语诗人被邀请参加国外诗歌节，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情况。部分是因为诗好，部分是因为以讹传讹的著名，部分是作品迎合老外胃口，比如老外眼里发亮的对意识形态的挖掘，部分诗人是会折腾……总而言之，和在国内发表，获奖，参加活动和出版作品的机会大致类似，除了少数诗人是因为诗歌水准外，多数要归功于其人脉和资源运作能力，甚至人格扭曲系数。所以，常见的情况是，数量众多的被翻译成外语的汉语诗歌，若它们在更自在的母语里都没赢得足够的尊重，也不可能靠翻译的力量在其他语种里获得重生。这样的作品被翻译得越多，越是在给当代汉语诗歌抹黑，而不是体现出汉语诗歌的繁荣。
 
　　这样的情况，不会只出现在国内。从一些在国内出席国际诗歌节的外籍诗人头衔，和头衔下的作品，也很难把他和他母语里最好的诗联系起来。 有诗人一言以盖之，除了北岛在香港搞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邀请来的诗人有含金量，可以与“国际诗歌”名头相符，其余国际诗歌节搭建的多是草台班子。那些陌生的洋名字，可能是主办方人脉或眼光有限，主要用来标记逼格的。也有人说得更难听，说主要是用来交换利益的。虽然这是个全球化时代，那些讲究互利互惠的全球化红利，很难给到一些真正具有独立精神的，性格孤傲的优秀诗人头上。各种语言里的优秀诗人，大约都是在个人领地上，相互孤立地写作，相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因此也不可能得出汉语诗歌比人家更优秀的结论。但这些年，各种以国际诗歌节名义引进来的国际友人过于鱼龙混杂，读到的有限作品实在不敢恭维，让一些国内诗人产生了汉语诗歌的“大国崛起”认识，也正常。
 
　　我想到了另外两个大国的诗歌。俄罗斯诗人与我们有相似的写作环境。但环境把我们的诗歌基本压垮的时候，他们却能借助于自身灵魂的力量，成就伟大的诗歌。他们诗歌里深入个体生命的国家意识，比西伯利亚更为辽阔的悲伤，在自由美国精神里没法形成。但自由让美国人在当代诗歌艺术的可能性上、丰富性上走得最远，可以借助金斯堡等“垮掉的一代”诗歌来肆意发泄现实世界的痛苦或狂欢，直接给你震撼和冲击，也可以借助斯蒂文斯用纯粹的语言、奇诡的意象虚构一个精神世界，给你审美上的震撼和冲击。当代汉语诗歌究竟在靠什么崛起，能在世界诗歌版图成为有醒目标记的地方性知识？
 
　　靠屡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符号性诗人北岛？第三代诗人不是在三十年前就号称把北岛和朦胧诗打倒了吗？1986年一夜成名的第三代诗人呢，今日雄风安在？他们中大约还有十几个诗人，依然保持了高强度的写作，从当年的青春期写作，进入到了中晚年写作。青春期写作，靠语言的爆发力，能写出明亮的诗歌，但诗歌精神地层的力量，常需要随年龄而来的成熟心智才能给予。大诗人的成熟期通常会出现在他的中晚年写作中。但当年声名远播的多数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进入中年后写作就难以为继。他们作品给人的印象，表现出明显的青春期症候。靠他们过去提供的那些文本，并不足以支撑当代汉语诗歌的强势崛起。
 
　　所以，曾经挂着大诗人头衔，有着很高江湖地位的诗人，与自身当下的写作状态极其不相匹配时，是很尴尬的。诗坛的残酷性在于，就算你年轻时写出过著名作品，长时间不写了，也很快就不再被人当一回事。除非他在最闪亮的时候死去，像海子那样。人们对死去的诗人总是很慷慨，让死去的诗人留下他的作品。活着，但写作难以为继，或写作不再有效的诗人，他早前的作品也会死掉。只有极少数例外，比如台湾诗人痖弦，靠年轻时的一本诗集《深渊》，笑傲江湖数十年，声誉持久不衰。仔细一琢磨，这还与台湾现代诗歌运动轨迹有关。台湾现代诗领先于大陆的唯一阶段，也就是大陆诗人被集体催眠了的上世纪的50至70年代，台湾诗人独自嗨出了高潮。后来的台湾诗，大致是每况愈下，现在差不多被大陆诗歌打回解放前了，这也是痖弦这样的诗人，在台湾诗坛依然能光芒四射的原因。
 
　　当代汉语诗坛里都有一些什么好诗人？第三代诗人能持续写作的十几个诗人里，大约有半数，写作和生命同步进入晚年，能喷发出精神地层力量的诗人，依然值得期待，写出有力量的作品。当代汉语诗歌主力诗人的接力棒，已自然传递到稍后出场的60后，70后诗人手里。这里面有著名的名字，也有一些依然处于遮蔽状态的非著名诗人。在网路和自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按理，不再有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能力对某诗人形成真正的遮蔽。但如果是诗人主动把自己放入某种遮蔽状态，不屑于与你们同台呢？忍受生前的寂寞，并不只是当代大诗人才遭遇的命运，几乎是某些特立独行的诗人不可避免的宿命。而且，生前寂寞未必能换来死后的名声。作品能否被时间留下来，主要还得靠运气。没人知道时间长河里究竟淹死过多少高手。
 
　　尤其，随着时代的发展，诗越来越显得无用了。诗作为时代最无用的事物，虽不能破坏这个时代，但对写作者的破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爱上诗的危险性，不只意味着诗人与物质社会脱钩，而且其灵魂长期被消极的事物纠缠，比如虚无，衰败，悲伤，及一些很难被证明存在的东西。包括死亡。狂热迷恋海子的90后诗人左秦，在这个冬天选择了去另一个世界追随海子去了。它的写作生命，才刚刚起步。而稍早前离开这个世界的南京诗人外外，我想一些著名诗人应该会被他的诗惊到，他是在语言和诗歌意识方面都进入高手级别的诗人，此前竟然如此低调，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包括在一个圈子里玩的著名诗人韩东这样的朋友，也浑然无察。这种籍籍无名的年轻诗人的离去，比老诗人余光中、屠岸那种属于诗歌和生命自然代谢的离去，要残忍太多。
 
　　爱上诗，你爱上的其实是一个黑洞，不是一碗亮着油光的心灵鸡汤。没人能描述出黑洞的样子，无论多么厉害的语言。诗之黑洞，看不到边，大得就像整个宇宙。你爱的越深，越了解它，写的越多越好，语言的光照亮的黑暗越多，看到的黑洞就越大。你可能反而在黑洞里越茫然无措，不时听到诗躲在暗处的嘲笑。在明处的只是你写下的作品，那不是诗。而且，你写下的作品越多，捕获的诗意越多，杀死的诗也越多，看不见的诗也越多。某一天，你看不到诗的边际了，你发现诗的无处不在了，发觉自己的渺小了，你可能真成大师了。所有自以为掌握了诗之真谛的人，牛逼哄哄的诗人，都是对诗和自己了解程度有限的诗人，不会是真正的大师。而且，他谈起诗来越言之凿凿，越显示他对诗的无知和狂妄，别的什么也说明不了。
 
　　诗不好谈，很多人转身谈语言。但诗和语言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诗既不是语言内部的事物，也不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事物。诗存在于语言和现实之内，也存在于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之中。诗是语言游戏，也是语言游戏之外的沉默。诗和语言相互唤醒，但语言唤醒的是诗的沉默。诗不会是任何人提供的话语编织物。但那些话语编织物，确实按它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诗的踪迹。诗不能被数字化，被精确化。所有人的写作，都是按自己的想象和理解，模拟诗的样子。所以，即便机器人可以做任何事情，小冰按算法写了很多诗，但多完美的机器人，多厉害的算法也写不出真正的好诗。好诗，还要听命于人性，有缺陷的人性。
 
　　站在百年新诗的风口，照例要谈到新诗的方向问题。在与许道军的对话中，我提供过一条线索：既然21世纪被称为城市的世纪，我们与城市的相互依赖性都在加强，就需要重新调校一下诗人与城市相处的方式。这种相处方式，体现了我们对不断变化的时代意识的理解程度，也决定了如何给诗歌的现代性增补新的内涵。要说，在诗歌美学的现代性改造方面，如对生命本体意识、语言本体意识的关照，对形式的理解，在诗性意义的生成方式上，当代诗都颇有心得。在处理诗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对存在的探索，当代诗也显示出了很强的能力。但，问题出在诗人对现实世界本身的认识上，出现了系统性偏差。
 
　　当社会已从农业时代向城市时代转型，而诗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的深刻性，诗歌明显跟不上时代（非流行符号意义上的）的整体节奏。我们看到，新世纪的汉语诗歌景观，依然在以农业意象为主要构图元素。这种系统性偏差，直接影响到当代诗追问人类存在的线索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存在的意义也被悬置起来，这从核心精神上制约着当代汉语诗歌的现代性。所以，在回答杨黎关于新诗百年的提问时，我把诗歌的现代性问题做了具体转化：当代诗该如何与我们置身其中的城市相处？或许，任何限定现代性的做法，都有悖于现代精神，损害了现代性概念的无限开放性。之所以大胆把现代性问题做这种具体转向，也是看到了问题的普遍性、迫切性和现实性。
 
　　当然，我说的是一般情形。少数诗人，对大自然的乡愁并非迷路或矫情，只是被性情驱使。城市里还有并未享受到现代文明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处境困苦的诗人，还有受到城市欺凌的打工诗人，城市之外还有少数真正的农民诗人。他们的写作，对城市或现代文明采取明显的控诉和对抗姿态，也是合适的。只是这类诗作，就算他们自己不陷入煽情俗套，也容易诱使旁人误以为，当代汉语诗歌在处理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上，还出于某种低俗阶段。何况，确实有不少此类诗歌，由于表现社会现实的意图过于功利，而显得图样图森破（Too young to simple）。一些西方媒体近年来对我们打工诗歌过于热情的关注，就是例证。这和他们过去三十年来一直对北岛等朦胧诗人的热情，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看来，构成当代汉语诗歌地方性知识的，主要靠它在意识形态和诗歌伦理上的表现。他们对当代汉语诗歌内部的真相是置若罔闻的。而在洞悉当代诗歌内部秘密的人士看来，老外们关注的，恰恰是我们应该警惕的问题。他们的关注，反而形成了对当代汉语诗歌真相的遮蔽。所以，在写作中建立了自信的诗人，已不怎么相信来自于现代性发源地的意见。虽然他们率先启动了现代性按钮，但当现代性黑暗或光辉已成为人类集体命运，他们体内没有流着我们的血液，没人替代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无法体会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自然也无力裁决汉语诗歌的现代性问题。时至今日，汉语诗歌现代性的合法性，只能靠我们自己，一些率先在自己和脚下土地之间建立起语法关系的诗人来完成。
 
　　这一年我们写过太多被命名为诗的东西，多是速朽的文字。能被2017年标记的好诗，标准交给下一个百年后还能活下来的人确定，会比较合适。按我个人偏见，那必然是在本土性和现代性有所思考，并给出了合理回应的诗。在形象上，他们不会符合当下的所谓主流审美标准，不愿意当常人审美里的三好学生，而偏向于捣蛋鬼角色。他们不能装神弄鬼，但最好被施了魔法，至少要喜欢极限运动，能冒犯诗人想象的边界，自我的边界，语言的边界，他人定义的关于诗的边界。他们称得上当今诗坛真正的先锋作品。这样的诗一出场，才值得我们仔细观察，并特别标记下来。据这个思路，显然，再谈五千字，也交不出合格的2017年中国诗歌的准确印象。我想，诗并不适合，也不需要，有谁来进行每年一度的新闻观察。
 
　　谭克修
　　2017,12,29，万国城


作者简介：
 
谭克修， 1971年生于湖南隆回古同村。八十年代末开始写诗。先后获得过“中国年度诗歌奖” “民间巨匠奖”“十月诗歌奖”“首届昌耀诗歌奖”“中国独立诗歌奖特别大奖”。谭克修是地方主义诗学的提出者和践行者，也是城市诗学的研究者和践行者。现居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