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在光阴里的旧事

2018-01-02 09:46 来源：bet365体育备用网址 作者：漠南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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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

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公社是旗县级以下的乡村最高行政机构。公社管辖的生产队有好几个，每个村庄里的人口至少也不下200户。公社书记自然就是行政级别最高的官员。在我国古代的官衔等级中，历来有“官吏”之说。公社书记排下来其实也算不上是“官”顶多可以唤作“吏”。但在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农村，在旧时的农民眼里，公社书记堪与盖房子起梁时中梁斗方上写的“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比拟。上梁的中梁的斗方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者书写，足见历代农民对“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一古训的认同。作为农民的衣食父母官，公社书记除了享有“聚一方神灵，保一方水土”的美誉之外，还攸关百姓的幸福安康，大事小情、吃喝拉撒。在苍黄的天际下，旧时的村庄连成一片。随着日升日落，鸡叫狗咬的节奏，陀螺一样旋转。公社，一词虽然过去好多年了，但至今想来还记忆犹新。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公社大院是一个威严、神圣的地方。在大院门楣的上方焊镶着红五星，院墙是由砖块混合着泥土垒砌起来的，外壁都社是用黏性上好的黄土泥抹出来的。大门是由铁匠铺师傅焊做的黑铁皮焊镶在拇指粗的铁条上，外壁刷上朱红的油漆，结实耐用。显得庄重、肃穆。好在院墙不算高，也就五米多高，但就这高度比起村里的矮墙来，也足可以让人叹为观止。大门口虽然没有现在各乡镇都矗立的石狮子，但那种特有的威严感依旧。这当然与当时的政治体制有关，也与人们普遍崇尚的“全国江山一片红”的思想观念有关。公社大院紧挨着一座戏台，东面通往戏台的小门平时都用一把大锁锁着，有专人管理着，等到公社请来戏班才打开，戏班在农闲时才难得来一次，我和小伙伴们爬到公社院墙上可看到叽叽咋咋的麻雀绕着戏台的梁柱飞旋，戏台下面的空地上杂草丛生。那个年代，没有其他的娱乐场所，能看上一场电影是奢侈的事。每到农闲时节，社里请来戏班的消息通过高音喇叭顺风传过来。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吃过晚饭后携老带幼，从坑坑洼洼、泥泞黑梭梭的山路赶过来。大人打着手电筒走在前面，在大戏开场前，戏台下早已聚集起黑压压的人群。卖瓜子、饮料水的小贩早早占据了戏台前的一角。那时唱的戏多半是山西梆子的晋剧、河南唱腔的豫剧，还有地方二人台小戏。看过的剧目有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流传民间已久的《铡美案》《走西口》、《顶灯》《跳粉墙》《五哥放羊》等。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公社戏院里唱《济公传》这场戏是公社书记亲点的，戏子的表演动作惟妙惟肖，戏文也颇受群众欢迎。在大戏开场前，公社书记总要占用几分钟时间，清清嗓子，庄重地站到戏台上讲一些与时局有关的话，内容囊括当前的大好形势，社员来年的生产生活任务，种地纳粮、养儿当丁等，虽千篇一律，但却是每场戏开演前必做的功课，观众也必得耐住性子听下去。大戏开演后，主演在悦耳的丝弦和铿锵的锣鼓声中登场了，戏台下鸦雀无声；走进《济公传》的人们总算卸下了劳作了又一年的疲惫，似乎都忘记了一切的烦忧。

那时的乡村，人们的物质生活匮乏，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粮食作物以小麦、莜麦为主，兼种油菜籽。粮食起收后除了要交公粮外，剩余的都按户头人头均分，农民种地干活只挣工分，一年下来也就勉强能保个口粮。贫穷，一词几乎是乡村的代名词，公社干部也只挣微薄的工资，就连公社的办公场所也是寒碜简陋的，冬天生火炉，烧碳得用马车从70多里外的炭窑拉。公社的办公室坐北朝南，清一色平房，且是半生半熟的青砖四角落地的土坯结构。走廊最里边的是公社书记的办公室，其他干部多是五、六个人挤在一起办公。记忆中的公社书记戴一顶鸭舌帽，衣着朴素，上身穿天蓝色的中山装，脚穿一双粗布鞋，与老百姓心目中的“官老爷”形象大打折扣。公社里的办公事务并不像现在这样繁杂，一纸红头文件决定了行政命令的风向标。“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是那时提倡学习的主流意识。办公室里人民日报的报眉登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醒目的最高指示。公社书记曾有一辆旗里退役下来的草绿色帆布篷子小汽车，但为了节省开支后来又交回去了。多数的时候，书记和社长去村里办事都是骑摩托车。摩托车公社只有一辆，其他干部一般都骑自行车外出办事。那时干部们去村里办事一般都是在春秋两季，秋收是首当其冲的大事。春天的耕种土地主要靠牛犁，在布谷鸟的一声声“催种”声中，人工耕种庄稼苦不待言。在夏日的田畴上、沟渠内，青蛙们卖力地鼓起圆白的肚皮，就连蛙鸣也一阵紧似一阵的鼓噪不休。到了秋收大忙季节，各村的男女老少齐上阵，田头两旁插着鲜艳的红旗。天高云淡，太阳火毒地炙烤着田野。每天早晨出工前，秋收的农民都要在社、队干部的带领下聚集在位于公社所在地村中心地带的“请示台”前起誓。请示台高约五米左右，呈“品字型”前壁贴有毛主席画像。以此来表达对伟大领袖的忠诚。麦地里，公社下派的蹲点干部在队长的陪同下，背操着手高喉咙大嗓子地在麦地里吆喝，不时弯腰捡起几个遗落的麦穗。那骂骂咧咧、气咻咻的嗓音和架势使人不由地联想到旧社会地主在秋后收租的场景。燥热的麦地里拔麦子、割麦子的劳动大军叹为观止。庄稼起收后的田野一片空旷、寂寥，淡远的秋空上，一行大雁排着人字型高叫着向南飞去。这场景与麦地里整齐划一的收麦大军颇有异曲同工之处。秋后，麦田里码成垛的“麦个子”由生产队的马车拉回到场面上，初冬前碾打扬场后颗粒归仓。在麦收的季节，公社书记和社长在大秋忙之际除了参加抢收麦子外，还得在“红旗村”蹲点，在村里吃派饭。天黑后还要返回社里翻看“抓革命促生产”的文件资料，再就是查对各大队送交过来的公粮数目，以备上级检查。其他的秋收事宜由蹲点干部和大队小队干部们崔工。在那“以粮为纲”的年月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崔征的号角，各生产队每年都有任务指标，大集体种植农作物都由公社统辖，各生产队负责管理，秋后收粮后上缴公粮。那时候的粮食统购统销，送公粮是必须完成的一项政治任务，由生产队的马车拉到公社粮站，送粮任务时间紧迫时，就连学校的师生都加入到送公粮的行列里。在大跃进时期，这种社会现象不失为那个年月的时代烙印，其深层次的原因自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每一段历史发展的进程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大跃进后期，人民公社，作为乡一级组织机构，也不可避免地卷入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大约在七十年代中期，“阶级斗争”这一政治色彩浓重的字眼悄然取代了“三面红旗”这一政治概念。“割资本主义尾巴”粉墨登场。不知在何时，人民公社，也处在四面楚歌的风口浪尖。我们所在的公社书记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名拉出来批斗。在公社大院里，到处都张贴着言之凿凿的大字报，家里被臂带红袖章的红卫兵查抄得一片狼藉。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和其他几名被批斗的“内人党”“挠锹派”在基干民兵的羁押推搡下走进公社礼堂，脖子上挂着大秤砣，头上戴着圆椎一样高高的纸冒。在声嘶力竭的恐吓声中，长时间的低头，弯腰，面如死灰。在位于公社后院的厕所墙壁上，有用朱红色的毛笔写的“打倒乌兰夫，臭死马啸萧”的字样。一名公社书记居然能与乌兰夫联系在一起，显然是匪夷所思的怪事。公社书记后来被关押在旗革委会临时设立的“群专指挥部”达三个月之久，受尽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落下了大小便失禁的后遗症。对这位公社书记的家庭背景，并没有“投机倒把”或“里通外国”的嫌疑，也从没有以权谋私的迹象。在非常的历史时期，一心“抓革命，促生产”的公社书记，被当作“革命”的对象横加批判，这是他本人始料不及的事。在非常年月里，他只是充当了一个政治的“传声筒”的角色。公社书记姓马，名啸萧，回族。高小文化，职务：某公社书记。不平常的人生轨迹显然无法阐释他命途多舛的一生。这位公社书记多年后得到了平反昭雪，举家迁往城里居住，在太平盛世，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寿终正寝。

这段鲜为人知，名不见经传的公社的往事已成为了历史，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淤结成一道历史的疮疤，木桩一样楔在我记忆的深处，挥之不去。

铁匠铺

我记忆中的铁匠铺在公社所在地的村庄。这是一个有400多户人家的大村庄。铁匠铺在村子的中央，沿街的马路从门前穿过。铁匠铺由姓李的师傅开办，据老辈人讲：李师傅祖辈以打铁为生。在李师傅这一辈已经传了好几代了。李师傅的本名叫李旺小，在方圆十里八村很有名气。经他的手打出的农具、生活用具结实、耐用，货真价实。李铁匠三代单传，到了他这一辈下来，门丁旺盛，有二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也是父亲给他取名为“旺小”的初衷吧？李师傅一家人随父辈走西口来到荒凉的大后山，起初主要靠集体的土地为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李师傅的打铁手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时间久了。他的本名反倒被人们淡忘了。除了他的三个徒弟必尊称他为“师父”外，在村人的口中“李铁匠”就是对他惯用的称呼了。

李铁匠的弟子除了自己的二个儿子外，再就是他临村表舅王栓的儿子王木鱼了。王木鱼在16岁时就离开了学堂，那天，望着父子俩离开的背影说：可惜啦！木鱼是根好苗啊！因为家贫，供儿子读书的事只好在半路“瞎轴”也就是此路不通，改走他途的意思。儿子生的人高马大，饭量也大。一顿饭吃一海碗烩菜外加3个馒头还不够填饱肚子。儿子王木鱼生性木纳，长得憨头憨脑，在村里有“憨头”的外号。王栓对祖父给儿子取的名儿很是纠结。取“木鱼”儿子，在祖父想来是因为孙子命里有金木相克的定数，故取此名以消灾免祸。恰巧与和尚敲的木鱼相吻合。王栓三代单传，就憨头这根独苗，他可不想儿子坐法成佛，那样岂不是断了香火？切，晦气！王憨头虽长相憨头虎脑，但人实诚，心眼一点也不“猪心实窟”（没有心机）在那个年月，读书也没啥出路。还不如乘早学个艺挣钱养家，说个媳妇也不用媒婆跑断腿。用不着和老婆商议，木鱼学艺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可该让儿子学啥呢？学木匠得五年才能出徒，那样费功夫。学补锅匠活钉盘碗的活计又成不了个气候。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让儿子学铁匠，一来儿子的身板硬朗，有一股子蛮力，二来求的人不是别人，是自己的本家甥子。王栓是个从不求人的人，但次他还是决定屈尊一次。

带了一包“大前门”一瓶小烧锅，外加二盒糕点，王栓敲开了甥子李铁匠的家门。李铁匠正斜躺在炕头上“咝吧，咝吧”地抽旱烟，见着表舅进来，起了身在鞋帮上磕掉了烟锅里的灰，做了个让座的手势后打张嘴了几声响亮的呵欠，鼓了鼓瘦骨嶙峋的腮帮。表舅的来意让铁匠李诧异了一阵子。瞥见铁桌子上的礼物，寒暄了一句：表舅来就来了，还带啥礼度哩？嗨。连着“嗨”了几声说：“铺里眼下不用招徒呀，有二个儿子穿帮管够”说话间有意指了指自己的嘴巴。王栓明白贤甥话里的意思，忙回言说。鱼子学徒这一年我从家里带些粮食过来，俺知道甥子家里也人多口多。说着有从怀里掏出一盒“牡丹牌”香烟放在火炕边。铁匠李脸上挤出几丝为难的表情，但还是架不住表舅的屈尊，答应赶明儿让木鱼过来试试身手臂力。

天刚放晴，铁匠铺里就传出来“叮叮当当”铁锤捶打铁器的声音，击打声明显比平时响亮了许多。木鱼早早来到埔子里打扫干净铺面的角角落落，再生好炉膛，备好角料，烧好师傅每日必喝的一壶浓酽的砖茶。铺子里炉火正旺，木鱼赤膀抡起二十多斤重的大铁锤，铁锤准确而有节奏地在铁钳夹住的烧得通红的角料上击打得火星四溅，师傅的“虎口”紧紧握住铁钳，犀利的目光像是要把未成型的器物和木鱼一起吞噬。鱼和师傅配合得游刃有余。一戴烟的功夫，一把锋利的斧头经过“刺啦”一声的淬火后成型了。师傅的“潼关”顺利通过。半天下来，木鱼和二个徒弟打制了十多把镰刀、斧头、锄头、火铲、等农用、家用器物，物什件件如金雕细刻一般。

饭桌上，木鱼端坐在师傅的下首，师娘盛上来的饭菜，他只等师傅先动筷子才肯动碗里的食物。木鱼故意吃得紧一阵慢一阵，只等师傅吃饱后放下碗筷，他才瞧着师傅风卷残云地把碗里的饭扒拉个底朝天。每次师母给木鱼添饭，木鱼都用肥厚的手掌抹抹嘴说饱了，再下意识地摸摸肚子。师父心里明白其中的端倪，但不言语，自顾抽起旱烟。木鱼吃饭的时候心里老会记着父亲的叮嘱：现在不吃饱饭是为了日后能吃上饱饭。孩子，你要记住一句古训：“不吃苦中苦，难做人上人”木鱼回家后，娘总忘不了给他留二个窝头，敖一大碗野菜粥。做娘的知道：俺哇在师傅家留着肚子哩，俺哇没吃饱饭是为了日后有饱饭吃哩。娘摸一把眼泪对木鱼说，又像是对自己说。木鱼娘记着，在口里出口外的路上，饿死的饥民够用车拉。木鱼的一个舅舅一个姐姐就是吃了拉不下来的观音土，活活憋死在逃荒的路上。在狂风呼啸的乱坟岗上，饿死的或得瘟疫死去的尸骨横七竖八、残缺不全。吐出血红舌头的野狗野狼一样嚎叫个不停，成群结队的“黑老鸦”“呜哇，呜哇”地给亡人送葬，唱起哀怨的挽歌。那时候，木鱼还是娘襁褓里的一个婴儿，吮吸着娘干瘪的乳头，木鱼饿得哇哇大哭。木鱼长到六岁时，娘带着木鱼沿路乞讨，还得时时提防土匪的袭扰。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兵匪一家，横行乡里“养儿当丁，种地纳粮”木鱼的三舅、四叔被乱军抓了壮丁后死在了战乱的阴霾下。木鱼随父辈辗转流落到野草茫茫的大后山后，父母用黄泥土建起一间小屋，开荒种地，在朔风凌冽中过着数星星、敖日月，饥一顿，饱一顿的苦日子。

与饥饿有关的家族记忆，就这样铁锲一样锲入他的灵魂深处。二年后的一个午后，借着铁匠炉里跳跃的火苗，木鱼和师父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家族往事。师傅听得唏嘘，听得动容，听得摩拳擦掌。此时，木鱼已经出徒，是方圆三十里有名的铁匠。在师傅的张罗下，给木鱼娶了一房媳妇，媳妇是二十多里远的杨家堡的杨五元的长女，长得眉清目秀，聪慧过人。据传，这杨五元是杨家将的后裔，祖上是清末秀才。木鱼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媳妇，着实让村里村外的乡邻们羡慕了好久，也让铁匠李纠结了许久。谁也不知道，在铁匠里心里有一个埋藏了许多年的心结：铁匠里在心里早有把自己的独女许配给木鱼的念头，从伦理道德和血缘关系来讲，近亲是不可以违背祖训成婚的。大集体后期，正当年近七旬的铁匠李的铁匠铺开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在肉体的沉重负累和长期的积劳成疾作祟下，病入膏肓的铁匠李离开了人世。在临终的时候，铁匠里把木鱼叫到病床前，郑重地立下了遗嘱：把自己苦心经营了多半辈子的铁匠铺交给木鱼。从床头柜取出一个皱巴巴的包裹，从里三层外三层打开的包裹里摩梭着拿出一张《汉代冶铁图》亲手交给木鱼。在场的妻儿和亲戚都面面相觑，张大了惊愕的嘴巴。这个秘密，性情耿直的铁匠李保守了许多年，至今无人能解其意！

在铁匠李的葬礼上，木鱼哭得肝肠寸断，一场不期而至的秋雨淅淅沥沥地从暗哑的天空飘落下来。木鱼跪在师父的棺木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把那张《汉代冶铁图》，连同一把锋利的斧头放置在师父的棺盖头上。在师父隆起的坟头上空，一大群红嘴鸦盘旋鸣叫了许久，像悬在头顶的一个大大的问号。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这个跨越了二个世纪的铁匠铺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那“叮叮当当”的铁锤与铁贴的撞击声，依旧在我的脑际里回响，余音绕梁！